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 澳门金莎资讯 >
文物保护要为江山留胜迹,历史文化遗产怎堪

在近年来我国很多城市的“扩张热”中,很多历史文化名城都遇到了同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旧城改造中发展经济和保护文物的矛盾?近日记者就此先后采访了我国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和罗哲文先生。

风雨十二载:一个城市的追求

图片 1

图片 2

谢辰生曾任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保护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曾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拥有2228年建城史的浙江省金华市,日前与山东泰安等地一道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值此,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达107座。而历经十二载披荆斩棘申报名城的金华则吸引了人们特别的目光。

古粮仓之殇 范建平/图

图为天津第五大道一角 资料图片

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之痛”

金华历史悠久,文脉悠长,名人辈出。“金华历史遗存特别丰富。南宋陪都,婺学兴盛,朱元璋攻打浙江,在现在的侍王府一带扎过营;抗战时与桂林、武汉齐名,是抗战名城。 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华火腿、婺剧等都是全国一流。”金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办主任方竟成介绍说。

据报道,历史文化名城江苏镇江去年发现了13个宋元粮仓,这一发现对于大运河申遗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入围了“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名单。然而,就在文物部门一道道保护令之下,当地开发商——具有政府背景的镇江城投集团依然强行施工,悍然把其中8座粮仓强行拆毁,在遗址上建设大型商住楼盘“如意江南”。京口驿遗址、古运河河道,也都遭到破坏。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尚未过半,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正式在京成立。作为以时间界定的遗产总称,“20世纪建筑遗产”固然是舶来品,但若追溯历史,早在1961年新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就已将北京大学红楼、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大量20世纪不同历史的代表建筑纳入“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加以保护。

谢辰生说,在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是近十年来,不少城市提出了旧城改造思路,追求大规模的建筑群、大体量的建筑物,导致城市面貌千篇一律,而这种单一面貌的文化正在吞噬以历史城镇、历史街区、古老建筑为标志的城市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有的城市为了追求提高宝贵的城市用地的使用率,使土地升值,不惜在历史文化遗产密集的区域进行开发;有些地方为了满足现代城市中高速、便捷的机动交通的需要,改变历史城市的格局和风貌,甚至直接拆除或迁移文物古迹;许多地方在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区域进行建设时,不按程序要求先期进行必要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取得科学资料,导致了永久性的损失。 罗哲文用“已经破坏得无法再破坏了”来形容目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大中型城市,他认为现在大城市里能够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都应该列入重要文物,不能再受到任何破坏。

金华现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6处,省级重点文保单位52处,市、县级文保单位433处。目前金华古城格局基本完整,市区以元代始建的通济桥连接两岸,江北旧城还保留历史特色,其中占地26.1公顷的古子城历史文化区,仍保持着传统风貌——这些构筑了金华灵动的文化遗脉,构筑了金华繁密的城市之根。

事件曝光后,镇江市政府作出决定,按江苏省专家评审意见,对遗址保护方案进一步充实完善。在国家、省文物部门批准该方案前,对保护范围内的所有施工一律暂停。相关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一度引发各地盲目的大拆大建,使得很多城市陷入千城一面的特色危机中。正如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所一致通过的《北京宪章》中所描述的那样:“20世纪既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伟大而进步的时代,又是史无前例的患难与迷惘的时代!”“许多建筑环境难尽人意;人类对自然以及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已经危及其自身的生存;始料未及的‘建设性破坏’屡见不鲜”。有鉴于此,我国文物部门和社会各界迅速采取行动,打响了对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卫战!

他还指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目前在旧城改造中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已经蔓延到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比如最近了解到的历史上著名的“江南六镇”,基本上都在进行“旧城改造”,原存的江南特色正在渐渐失去,此现象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然而,谈到这些历史文化遗迹和遗产存留的艰难,金华人有许多话要说。12年披荆斩棘,几次失之交臂,金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申办之路,可谓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由矛盾到谐调的一个缩影。

镇江古城吞声哭,千年粮仓碾作土。

现状:大破坏后亟须大抢救

旧城改造不能导致“开发性破坏”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而无论穷国还是富国,只要其经济处在比较平稳发展阶段,历史名城保护对于他们都不是主要问题。因此,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是历史名城保护面临最大危险的时期。

打开回顾历史的窗口

重重禁令管不住,官商一体强开路。

天津是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是举世公认的近现代文物存世量比较多的城市之一,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国内保护20世纪建筑遗产的前沿。近年来,在天津市提出“近代百年看天津”的推动下,诸如五大道、解放北路、劝业场、中山路等20世纪遗产相对集中的历史街区,已渐成为城市名片,被外界所认同。殊不知,这正是在拆与保的不断抉择中积累的经验、提升的认识。

谢辰生分析,一般来讲,每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在大部分时间里,城市都是稳定发展的。除了受战乱影响比较大之外,它在常规情况下都是逐渐在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以前或周边建筑形制的复制和模仿。这样上百年逐渐演变,城市在此进程中得到不断更新。但是,当城市进入高速发展的时候,城市需要扩大规模,以城市中心为圆点,向四周均衡扩散。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古城就会被包在城市中间,城市中心区的地价会迅速攀升。这时改造城市中心区的压力就出现了,如果这种压力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大面积地出现,城市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整片改造现象,一个城市就不可避免地面对丧失其历史特征的危险。 罗哲文说,城市化是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向,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防止和减少“开发性破坏”。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同时,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比如把城市化目标变成一种指标,导致一些城市出现不理智的盲目扩张问题,一味“求大求洋”,表现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就造成了“开发性破坏”:原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丧失或变味,而新的城市景观和其他地方一样,“千城一面”,没有特色。

近20年来,我国经济进入快速良性的发展轨道,城市建设规模空前。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与保护面临着诸多新课题,甚至产生了“越富裕的地方被破坏得越严重”的现象。福建三坊七巷遭遇建设性破坏;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舟山定海古城历史街区被大肆拆毁……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许多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轰然倒塌,被永远湮没。

“如意江南”如谁意?京口春风难再度。

1999年至2003年,天津卫故城和估衣街等传统城区被大规模拆除,城市历史形态遭到破坏。而且,天津近现代建筑分布相对集中的原九国租界区,与当时的城市中心区处于完全重叠状态。随着中心城区道路规划、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部分商旅项目的纷纷上马,保护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如何发掘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

为保护那些具有悠久历史脉络和丰沛文化遗存的地区,从1982年始,国务院批准一些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等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此后,又陆续公布了上海、天津、沈阳等为历史文化名城,旨在保护好历史风貌与文化特色,确保城市建设的有序发展。这些城市,有的曾被各朝帝王选作都城;有的曾是当时的政治、经济重镇;有的因拥有珍贵的文物遗迹而享有盛名……其存留,不仅记录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更为今天我们回顾中国历史打开了一个窗口。

历史瑰宝常毁弃,文化根脉觅何处?

位于解放北路与和平路之间的大沽北路被全面扩宽,包括启新洋灰公司、先农公司在内的大量20世纪洋行、商号被彻底拆除。2006年8月,有关部门竟然开始拆毁劝业场地区的浙江兴业银行旧址及其附近的建筑。此举引起全国瞩目。来自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天津大学的九位着名教授为此公开发表呼吁书……互联网也反映出民众的强烈呼声。最终,在市领导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关注下,这里才得以保全。2008年,因建桥扩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盐业银行旧址又遭破坏。

罗哲文指出,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在建设发展中出现不少大规模毁坏古城区的情况,缘自认识上的误区,即把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看成一对矛盾。认为文物保护不但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还阻碍一个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其实,这两者并非绝对的矛盾,至少不是根本性的矛盾。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城市的一笔宝贵的经济资源,有人形容为“城市名片”,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通过开发旅游和相关产业,使这个经济资源转化为财富,就达到了保护和开发相协调的效果。

金华的城市保护也曾历经曲折。10多年前,郑孝燮、朱自煊等著名专家考察金华时,著名南朝古建筑八咏路旁的墙上已写满了“拆”字,专家团立即提出,历史文化建筑的周边环境也是文化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历史的文脉拆不得。当晚,金华市委市政府便召开紧急会议,将八咏路的“拆”字改成“保”字。

今年6月12日是我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提出了“文化遗产在我身边”、“非遗保护,人人参与”等主题口号。然而近年来,在各地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中,在大拆大建的滚滚烟尘中,许多古老的文化遗存遭到破坏。近期,就有云南大理龙首关、广州西湖路骑楼、江苏镇江宋元粮仓等被拆毁的消息传来。以致有学者惊呼:我们身边的一些文化遗产,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面对不断的破坏,天津各界开始对20世纪建筑遗产格外关注。2007年,天津文物部门联合媒体组织市民评选出的“十佳不可移动文物”中,有六处是20世纪建筑遗产。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正在开展更为有效的行动: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下发;2007年,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全面开展;2008年,国务院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文物保护法》组织执法检查;2013年,中央城镇化会议要求:“提高历史文物保护水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他举例说,在这方面中外都有可以借鉴的例子。巴黎、罗马都是历史久远的古城,在城市建设上,就采取了原样保护古城区,另外开辟新城区的做法。我国云南的丽江、山西的平遥也采取了相同的办法,古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丽江古城、平遥古城都被接纳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扬中外,吸引了大批旅游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古城保护和新区发展可以说两全其美。

思路的转变引导着行为的转变。1996年,金华市提出“辟新区、保旧城,复风貌、保子城,继文脉、保重点”的18字方针,从保护古城风貌、历史街区、文保单位等各个层面破解城市建设与文脉传承之间的难题。199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考察金华,认为金华名城保护和创建是全国醒悟较早的城市,其做法对全国的名城创建有战略意义。

日前,88岁的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一些地方的文物工作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开发轻保护,将文物资源作为普通资产纳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对文物进行过度商业开发,造成极大损害。这类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警惕。

因此,20世纪建筑遗产也迎来了巨大转机。2008年天津在五大道启动“聚客锚地”工程,计划对历史街区内尚未挂牌的部分20世纪建筑遗产进行拆除改造。谢辰生、张文彬、罗哲文、徐苹芳等文保专家纷纷对此提出批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作出批示。“聚客锚地”正式整改为“五大道历史街区保护利用实验区”,实现了从拆改到保护探索的认识转变。2012年,在天津举办的“首届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论坛”上,又再次对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全面研讨,并一致通过《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天津共识》。

罗哲文同时提醒,对历史遗产的利用要考虑长远利益,如果过度开发也将导致灭顶之灾。从目前看,一些不良影响已经产生,例如敦煌壁画由于游客过多变得更加脆弱,有些已经模糊不清。所以,一方面要通过调查研究对历史古迹的接待容量作出科学计算,以对旅游人数适当调整。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其他一些分流、补救措施。比如云南丽江除了丽江古城外,还有玉龙雪山、长江第一湾等其他旅游资源,可以通过合理规划以分流旅游者。再比如对敦煌壁画可以用高技术进行精确复制,将复制品用于展览,也可以减少敦煌的压力。

破解城市建设与文保难题

近年来,一些地方一方面大量毁坏珍贵的文物古迹,另一方面又在大肆建造仿古建筑、炮制“假古董”、疯狂争抢名人故里等,“真文物遭殃、假文物吃香”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问题,表明在利益驱动、政绩冲动等不良因素影响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遭受着巨大冲击和挑战。

思考:纳入文保正规,走出千城一面

对此,谢辰生也指出,现在有些地方,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很积极,申报完了就不再重视保护,要把“遗产”当成“摇钱树”,进行过度开发,导致出现新的危机。如果申报世界遗产是为了保护,那么申报得越多越好,但申报完了就拿去赚钱、去破坏,这种杀鸡取卵形成的旅游业其实就是泡沫经济,只重视眼前利益,只考虑集团利益、地方利益,甚至个人利益,非常可怕。

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个城市一旦被列入历史文化名城或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就声名腾播,城市经济收入水涨船高。如山西平遥古城每年的旅游收入已从20万元涨至500万元;江苏周庄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发展到每年接待游客150万,旅游及相关产业收入达4.2亿元。

如何破解当前文物保护工作存在的困境?怎样正确认识建设发展和文物保护的关系?在我国进入大发展大建设、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我们应树立怎样的文化遗产观?如何使发展和保护统筹兼顾,相得益彰?本期“时事观察”,将在这些方面作出思考。

如今,人们对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认识正在逐步加深,核心工作还应落实在法律和机制保障上。要明确,20世纪建筑遗产与《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界定是决不冲突的,越来越多的20世纪遗产正以“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的名义出现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后,整体保护历史建筑也为20世纪建筑遗产提供了法律和规划保障。当务之急,应该是汇集政府、专家和公众之力,让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更加本土化,常态化和机制化。

“旧城改造中出现的破坏文化遗产现象,缘自开发商和政府都能得到经济回报。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中出现的破坏文化遗产现象,同样是经济利益驱使。我们不能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去破坏自己的文化遗产,因为文化是我们的根”。这是年近80高龄的谢辰生老人的肺腑之言。

经济能够提升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在一次中国古民居保护座谈会上,中国历史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感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太快了,已经出现了诸多破坏历史文化遗迹的现象,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已名存实亡。

文物不是“绊脚石”“摇钱树”

大部分20世纪建筑遗产仍是在用遗产,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非但没有矛盾,还能成为杜绝千城一面的一剂良药。对此,最好的保护方式当为在不改变文物原状基础上尽量保持原有功能,物尽其用。这绝不是“冰棍现象”(认为我国遗产界存在“不许动”、“不愿动”、“不敢动”倾向),而是切实防止建设性破坏。

如何避免历史文化名城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冲突?对此,金华思考了12年。从一切为经济让路到尊重历史文化遗脉,从追逐城市名气到尊重城市自我品格,作为身处发达地区的金华,其选择令人倍感意味深长。12年来,金华共投入1.3亿元用于名城保护和创建,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对历史文化保护给予无偿援助,其中,太平天国壁画保护被称为中国文物保护奇迹。

谢辰生

当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临近,国家文物局正在开展抗战遗产研究、保护、利用工作。这势必将极大地推动国内20世纪遗产的保护,有效地扩大文物保护范围。例如,作为近代中国5个日租界中面积最大,也是侵华策动地的天津原日租界历史街区,虽相对保存完好,但碍于种种原因目前仍是被遗忘的历史角落。若能借此契机,做些保护遗产的实际工作:对天津原日租界进行全面普查;保护现存的街道格局,防止大拆大建;将现存侵华占领罪证和历史事件发生地挂牌保护;结合遗产保护,建立日军侵华史研究学术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整体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岂非两利?

为保证金华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有机融合,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金华对历史文化遗存实行“紫色管理”——用法律进行保护。名人故居如黄宾虹故居、邵飘萍故居得以修复;新建“何氏三杰”陈列馆等充实了古子城历史街区的内容。一些原地难以保护的传统民居,如浙派、婺派代表性古建筑,通过异地搬迁至古子城集中保护。

作为一个为文物奔走了大半辈子的人,我既为我国文物工作取得的各项成就感到欣慰,也为当前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忧心忡忡。我认为,对文物工作而言,今后的20年,是事关我国文物古迹存亡绝续的关键20年。文物是最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毁损,难以修复,就“过这村,没这店”了。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对此多一点清醒,多一份责任,多一些行动。

就这样,一片砖一片瓦地搜寻,一根梁一根柱地对接,一个亭台一个院落地修复,每一个细节都是对即将被湮没的文明的拯救。从保护古城风貌、历史街区等各个层面,金华破解城市建设与文脉传承之间的难题。谈到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金华市市委书记徐止平说,这不仅是荣誉,也意味着承担起保护文化遗产和城市文脉的重任。“一个城市片面追求GDP,可能一时会轰轰烈烈,但不可能持续发展,不可能造就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只有抓住了一个城市符合人性本质的优势特色加以培育发展,才会给这个城市的居民带来持续的、根本的利益。”接下来,金华将根据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展开重点整治。

“建设性破坏”和“开发性破坏”威胁文物生存

今天,我们很痛心地看到,许多文物古迹正陷入各种不当利益的重重围困中,要么被拆毁,要么被侵蚀,要么被占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总的来说,我国文物面临两大主要威胁。

一是“建设性破坏”,在一些地方,城市建设和工程项目压倒一切,文物“让道”成为惯例,甚至不经过科学论证和合理规划,直接就把珍贵的文物古迹一拆了之。

二是“开发性破坏”,就是把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观光、商业项目等的托底资源,用商业思维来搞文物工作,出现了一些政企不分、官商合一的管理“怪胎”和开发实体,在利益驱动下,往往像野蛮开采一样,对文物进行过度开发利用,甚至把原本取之不竭的“富矿”毁于一旦。比如,由旅游公司来兼并文物保护单位,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名义将文物资源作为普通资产纳入企业进行市场化管理和经营,结果导致文物破坏。这类问题十分严重。

不管是“建设性破坏”,还是“开发性破坏”,都有不正当利益在作怪,既违反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更违背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

以旅游企业经营文物单位现象为例,文物保护法第24条规定,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不管是旅游企业还是各种改头换面的“管委会”乃至当地政府,都无权将文物作为或变相作为企业资产经营,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科学发展观也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总之,文物事业是公益事业,绝不能产业化;文化遗产是全民财产,绝不能私有化。

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利用好文物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文物保护需要统筹解决好两个问题:文物保护和文物利用的问题,文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问题。正确的方向是坚持保护第一位,在这个基础上对文物进行合理利用;同时,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这个前提下争取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

参照世界经验,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是文化遗产保护得好的国家,也是世界旅游大国。这说明,只有保护得好,才能利用得好。反之,若片面地追求眼前利益,不但损害社会效益,而且归根结底还会损害长远的经济效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文物就是践行科学发展,毁坏文物就是违背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需要增强文物保护观念,改变文物“让道”的思维和做法,统筹协调,让文物与经济建设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同道而行。

从根本上,我们应意识到,文物的主要价值绝非经济价值,而是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文物的作用在于对人民进行教育,在于向社会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对一个民族而言,文物是一棵“家门前的老松树”,是一棵扎根民族文明沃壤的文化之树,不是一些人眼里废弃无用的“枯树”,也不是一些人眼里可随意摆弄支配的“摇钱树”。

尊重规律,依法办事,加大问责力度

做好文物工作,急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规律做事,依法办事,顺从民意谋事。第一,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树立文物部门执法权威,尊重专家意见和文物工作规律。哪些文物可以开发,如何开发;哪些不适宜开发,都应由文物部门根据相关政策法律、文物专家经过严密论证后决定。

第二,严格依法办事,加大问责力度。《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指出,严厉打击破坏文化遗产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重点追究因决策失误、玩忽职守,造成文化遗产破坏、被盗或流失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建议重点抓一批破坏文物、过度开发的典型案件,对相关责任人尤其是有关干部依法严厉问责,对一些文物部门监守自盗、遇事不作为的行为,也要从严从重处理,以端正风气,树立保护文物、科学发展的正确导向。

第三,依靠群众,公开透明,加强监督。文物工作,不能由少数政府部门、个别领导拍脑袋、说了算,而要建立完善决策程序和公开制度,利用社会力量加强对文物开发利用的规范和监督。

唐代诗人孟浩然游览古迹曾写下了“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诗句。今天,江山的变化天翻地覆,胜迹的命运令人担忧。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科学发展的时代潮流,都要求我们守护民族文化精魂,为江山、为后人留得胜迹在,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进程中必须迈好的重要一步。

文化遗产的保护只能加强

陆建松

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文化遗产被破坏的高危险期。过去几十年,我国的文化遗产遭受了巨大冲击,今后几十年仍将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高风险期。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是我们遇到的一个世纪难题,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

我国文物保有量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一直以来,许多无约束的建筑热和房地产投机活动,使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物遭受巨大破坏。在工程建设中肆意破坏文化遗产的风气席卷各地,其破坏规模和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受暴利驱使,我国的文物盗掘和走私活动一直屡禁不止。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全国至少有四五十万座古墓被盗。据海关统计,每年我国都有成百上千起文物走私案件发生,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文物被走私出境。

长期的文物破坏和流失,已经造成我国文化遗产资源日趋枯竭,导致“文物大国”面临严峻的文物危机。据初步统计,我国已经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点近47万处,我国博物馆约2900家,粗略估计,全国文物藏品不超过 2000万件。

这些数字是什么概念?英格兰地区面积只有我国的七十三分之一,而其受到国家登记保护的文物点达到50万处,各类博物馆有3000余座,其中大英博物馆目前拥有藏品700万件。建国历史仅200多年的美国,各类大小博物馆有16000余座,其中美国斯密森博物院收藏文物藏品达1.3亿件。因此,无论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还是历史的悠久程度来说,我国现存的文物保有量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树立“文物优先,保护第一”的文化遗产保护观

较之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的国家,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比较落后。首先是文化遗产价值观落后,文化遗产事业应有的地位尚未被确立。全社会尤其是某些政府部门尚未真正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对文化遗产价值认识存在偏颇,往往对圆明园、长城等“重要”的世界遗产较为关注和重视,而对“普通”遗产的保护却不太关心,甚至视为可有可无,仍在不断地进行破坏。其次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不完善、制度不配套、措施不得力。这种局面,与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身份、世界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从目前看,我国国民和政府亟需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一些欧洲国家在文化遗产方面的显著成就,得益于全社会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西班牙每申报成功一项世界遗产,都要搞一次大规模的庆祝宣传活动,增强国民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提高全民的遗产保护意识。这就启示我们,文化遗产保护需要社会基础,尤其是国民的遗产保护意识、参与热情和行动等。

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应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树立“文物优先、保护第一”的观念。首先,应该尊重文物,敬畏文物。无论是古代遗址,还是近代优秀建筑,无论是单体文物,还是成片历史古迹,甚至整座古城,都应得到妥善有效保护。不仅注重保护文化遗产本体,还要注意保护文化遗产依存的生态和人文环境,不作添加,禁止重建,最大程度地维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其次,不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发展旅游,都必须服从遗产的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发挥遗产的精神文化和教育功能,同时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都是文物部门管理文化遗产,旅游部门只负责遗产的促销,不参与遗产的直接管理。为了避免旅游对遗产的冲击,这些国家都对客流进行一定限制,如限制时间、控制人数等。在保护好遗产的前提下,精心开发遗产经济,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面对严峻现实,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切实加大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这不仅是贯彻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该加强,必须加强,只能加强!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1页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