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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案讲述历史,梁启超割肾事件

​​民国十五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医生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文学家、史学家、国学大师,戊戌变法与维新派两大领袖之一,后为北洋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曾提倡君主立宪,后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又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写作“时务体”,其大量着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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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堪称推崇宣传西医第一人。他早就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认为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学堂通课,皆兼卫生”。基于这种理念,他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而极力接受和新任西医。

2018年4月14日,天津大学成立医学部,加入了这一波席卷全国的新建、复建医学院大潮。其中,天大医学部设立了一个探索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模式的医学科学实验班,并以“刘瑞恒”为之命名

协和收治的我国首例“连体奇人”手术病历

关于梁启超被割错肾的真相,至今还有很大争议。一说是因尿血病住院检查时发现右肾有黑点,医生诊断后,误以为他的右肾生瘤,于是便做了割去右肾的手术,但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但病确确实实是在右肾,只是不至于割掉而已。还有一种说法是,手术值班护士在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弄错了,本来该切除的是左肾却标成了右肾。事件发生后,徐志摩和陈西滢等文人的指责、梁启超本人对医院的袒护、当事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的沉默等等,让这一事件更加谜团重重。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是1926年3月8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肾肿瘤,医生建议切除那个坏肾。当时的国人对手术还有恐惧心理,梁启超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但梁启超还是毅然决定做肾切除手术。

刘瑞恒是中国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果不去专门查询,恐怕普通民众中知道刘瑞恒的不多;如果去专门查询,恐怕不会有太多人喜欢他。因为有大量信息记载着,刘瑞恒“割错了”梁启超的肾。

8月10日, 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一大批珍贵的病案走出历史尘封。自1921年至今,协和保存的病案已达240万册。这里有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宋氏三姐妹等历史名人的病案,也有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等国际友人的病案,还有一些记载世界首例、中国首例、医院首例疑难重症病例及罕见病例的病案。它们具有医学、文化、历史等多重价值,堪称“活着的历史”。

费慰梅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成了很多人考察当年真相的依据之一。按照费慰梅的说法,直到梁启超逝世40年以后的1971年,梁思成才从他的家庭医生那里得知其父早逝的真相: “四十年后,1971年,他从他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博士亲自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ⅹ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因为梁启超是社会名流,为他做手术,协和医院自不敢懈怠,特指定协和医学院着名外科教授刘瑞恒主刀,刘的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可是百密一疏,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记手术位置时,却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刘瑞恒手术前也没仔细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就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给切除了。手术之后,协和医院发现了这起医疗事故,可院方考虑到协和的名声,遂将此当做“最高机密”,缄口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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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被“错割腰子”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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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舆论哗然,西医与协和成为众矢之的。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梁启超本人的态度。对于这起医疗事故,社会人士和梁启超的家人都觉得协和大有责任,梁启超却一直替协和辩护。1926年6月2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称:“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争议刘瑞恒

从1921年到1951年,协和医院的病历是用英文记录的。其中,梁启超的英文病案格外引人注目。

而梁启超本人在事发后,鉴于外界争议太大,出于对维护西医的考虑,他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至今保存在病案中。声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他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

如果说这段话还算通情达理、言之有据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解释就纯属谎言了:“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但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刘瑞恒是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13岁进入天津北洋大学,16岁公派到美国读书,23岁拿到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在哈佛期间,刘瑞恒与宋子文是同班同学,并成为密友。而且一表人才的刘瑞恒还得到了宋美龄的青睐,两人一度成为恋人。

1926年3月8日,因患尿血症,梁启超住进协和。经透视,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予以手术割除。术后解剖此肾,果见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不是癌症。后来,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医生由于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梁启超被错割了腰子。一时间,舆论哗然,西医成为众矢之的。

对于梁启超的这份声明,松鼠会成员、外科医生李清晨认为,这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协和把这份声明收藏到病案里,弄的有点像病家得了私下赔偿不追究事故责任的承诺一样。而我们知道,梁启超发这份声明,更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保护西医的角度来考虑,不希望因为他这一事件而阻碍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让国人误解西医。但这对我们后人弄清事情真相是没有帮助的。

实际上,手术后的梁启超病情日益加重,不到3年就去世了,所谓“越发健实”根本就是骗人之谈。在媒体上撰文替协和辩护的同时,梁启超私下对家人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既然深知其误,梁启超为什么还要替协和医院辩护,甚至不惜为之说谎呢?

1918年,经伍连德推荐,刘瑞恒来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出任外科医师。仅6年后,1924年,34岁的刘瑞恒成为协和医院代理院长,1926年成为院长,是协和历史上首位中国人院长。代理院长期间,刘瑞恒作为助手参加了孙中山的肝脏手术。

就在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强时,梁启超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至今保存在病案中。声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他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但根据梁启超弟弟梁仲策发表于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的《病院笔记》来看,医生和梁家家属手术前都知道要切的是右肾。当时,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35天。

看来,梁启超之所以替协和医院辩护,是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怕说出真相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将国家前途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做法,将自己信奉的“主义”置于健康与生命之上的情怀,自然可敬。可悲的是,梁启超极力为之辩护的协和医院,却始终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先生去世,人们在纪念他的同时,再次质疑当年的“割腰子手术”是一起“医疗事故”。可是,面对人们的猜疑,协和医院仍然保持沉默。有文章说,直到1970年,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住进协和医院,才从他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父亲梁启超早逝的真相。

1928年后,刘瑞恒进入政府卫生部门,相继出任卫生部次长、卫生署署长、后方军事委员会卫生勤务部部长等职务。

梁启超之所以为协和辩护,是因为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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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就是真相,医疗事故就是医疗事故,世上没有什么值得用掩盖真相去博取、用谎言去维系的,不论其用心多么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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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的“连体奇人”

这段民国医疗事故最可悲的地方在于,梁启超因公废私一心为之辩护,而协和医院却为维护名誉屡缄其口,在大家想要知道真相的时候选择了沉默,辜负了正人君子的大度。

直到前几年,协和医院才站出来为自己“澄清事实”,即公开当初梁启超住院时的病历单。说是梁任公1926年3月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但被误诊为癌症。经透视,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予以手术割除。术后解剖此肾,果见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不是癌症。也就是说他的问题确实是在右肾而不是左肾,割掉他的右肾也没有问题。但若细细分析,其中疑点仍然很多,理由牵强。再说事情都过去漫长的快一个世纪了,为什么现在才“公布真相”呢?

刘瑞恒了解国产青霉素情况

当今,连体人手术成为世界医学界的热点。中国医学史上记录最早、最完整的连体人手术,可在协和的病案中寻到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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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备受各方赏识的刘瑞恒的确做出了不少贡献,在公共卫生、检疫防疫、人才教育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也遇到了一些争议,比如主持卫生部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卷入中央医院贪污案等。

1956年12月,协和医院接诊了首例连体患者刘氏兄弟,时年64岁。在病案中,医生搜集整理了有关两兄弟的很多报道和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据记载,刘氏兄弟系江西人,胸前由一个拳头大的肉桥相连。9岁时,他们曾游历欧洲各国和南洋群岛一带,后回国读书,18岁时各娶一妻,各生一子,并一度前往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展览。从病案看,刘氏兄弟1956年住院诊断为双人畸形;1957年做了剑突联胎分离术,其中一人死亡,一人存活。病案记录下的这一“市井奇闻”,不仅具有医学研究价值,更具有史学研究价值。

不过,这些争议都很难比得上刘瑞恒职业生涯那个“最大的污点”:割掉了梁启超的肾。直到今天,刘瑞恒的百科词条下,仍然有很长一段话记录着这个事情。

医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刘瑞恒一时疏忽切掉了梁启超健康的左肾,留下了有病的右肾。他离开协和赴卫生部任职,也被说成是没有信心再做医生而“畏罪潜逃”。

“怀胎十月定终生”,这是由世界著名遗传学家马丁提出的猜想。他认为,胎儿在子宫里发育的状况与其老年后的一些慢性病有某种关联。这一猜想被认为是医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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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开始,协和医院遍寻1921年至1941年和1948年至1954年在该院出生的婴儿,免费为其进行体检,以求证怀胎十月是否决定一生健康。这项名为“宫内发育和慢性病的关系”的科研课题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起的,经过在全球招标,协和医院脱颖而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病案库规模之宏大、资料之完备属世界罕见。

梁启超的肾

病案是珍贵的科研资料,有数据表明,协和约85%的临床科研论文的数据来源于病案,2005年全院被检索的病案达50多万册。

梁启超家喻户晓,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顶尖学者,可惜56岁就因病去世。

国内外的不少学者利用这些病案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美国一位学者在协和的病案室一泡就是半年,专门研究中国裹脚女人病史与妇女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一些历史学者也通过二战期间协和医院霍乱病例上升的事实,证实了日本曾在我国东北地区实施了细菌战。

梁启超很早就发现尿中带血,但没有重视,直到1924年夫人李蕙仙因癌症复发去世,才引起他对自己身体的担忧。梁启超先去了德国医院,没查出病因;又请名中医肖友龙问诊,得到答复所得非急症,“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失望之余,梁启超决定到协和医院做全面检查。

协和先后排除了尿管、膀胱的问题后,通过肾功能试验、X光片等检查发现,梁启超右肾有黑点,可能是肿瘤。经专家会诊,认为黑点是引起血尿的原因,建议手术切除右肾。梁启超接受了手术方案。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刘瑞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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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病案里的名人们

无论是协和的病案记录,还是梁启超自己的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和《病床日记》、梁思成的《梁任公先生得病逝世经过》等文献中,都清楚的记载着手术切除的是有问题的右肾。

可惜手术虽然成功了,任公血尿的病症确实没有得到解决。在手术后近3年时间里,梁启超血尿的情况仍然断断续续发生。但致命的疾病是梁启超在1928年得的一种怪病,末乃立菌感染。梁启超依旧信任协和,选择到协和就医。只不过他的病甚为罕见,最终医治无效,于1929年1月19日去世。

大师正值壮年因病去世的确可惜,这个锅究竟应该谁来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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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后的谣言

肾割了但病没好,确实让人失望。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发表在《晨报》上的《病院笔记》中尽显这种心情。虽然梁启超本人出于鼓励医学科学的目的发表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力挺协和,但梁启勋的文章发表后还是在舆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时间,协和和西医在舆论中成了众矢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徐志摩的《我们病了怎么办》,文中尽显对西医的嘲讽和失望。但也有鲁迅、陈志潜等人发文,与之针锋相对。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是学医出身,陈志潜当时则是协和医学院在读学生。

鲁迅在《马上日记》里反讽的写道:“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人’。”

20世纪20年代末,围绕梁启超割肾风波争论的双方虽然针锋相对,但都没有出现所谓“割错肾”的文字。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中医西医、医患关系展开。直到70年以后,汉学家费慰梅出了本书《梁思成与林徽因》,爆出了一个惊天内幕。

费慰梅在书中的表述可以总结为:她听朋友说,当年参加梁启超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看到肾割错了,但协和很会保密,外人都不知道,直到40年后梁思成在1971年到协和住院时,才从自己的主诊医生那里听到这个“真相”。为了支持这个说法,费慰梅还专门在书里写了刘瑞恒任卫生部次长其实是“引咎辞职”。

以费慰梅的身份和地位,公众几乎不假思索的接受了她爆的这个料。但费慰梅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太低,一个是当年众多梁启超就医的亲历者都没有提及任何割错肾的信息,包括梁思成本人当时的文章;再一个是费慰梅把时间搞错了,把1926年3月的手术搞成了1928年3月,造成了一种手术后不到一年,梁启超便去世的错觉。

就是这么一个漏洞百出的说法,大学者费慰梅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写出来了。资深出版人李昕不禁感慨,费着书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核对一下当年的原始资料,这些史料唾手可得,要弄清事实,实在不难。而以讹传讹,其害无穷,真不该是她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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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剧照

2006年8月,协和做过一次病案展览,其中包括梁启超病案的全部内容。即便如此,割错肾的谣言依旧流传甚广。直到十多年以后,2018年上映的电影《邪不压正》,又拿这个事儿揶揄了一把协和跟刘瑞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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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如果没有费慰梅的谣言,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这么频繁的提起一百年前那桩公案。

一家私立医院成立才五六年,就把着名学者给“治死了”,引起全社会口诛笔伐,这在今天简直是灭顶之灾。一位患者动了割肾这样大的手术后病却没好,不仅没有医闹,反而发文力挺医院,听起来真是匪夷所思。

回顾一百年的历程,协和能够从当年的那家私立医院发展成为今天中国的顶尖医院,也许靠的正是一代代大师们匪夷所思的气度和远见。

有关割肾的事情早已清楚了,但谣言依旧在久久流传。而且你会发现,谣言的源头只有两三段漏洞百出的文字,而澄清的文章则往往都是呕心沥血的考证。

仿佛是个隐喻:捷径都是通向邪路最快的路,而正道却总是充满艰辛。

参考文献:

李昕,《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记我的父亲李相崇》,载《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1月20日;

杨喆,《梁启超晚年‘血尿’病案研究》,2017年硕士论文;

王勇,《中国近代医学的开拓者刘瑞恒先生》,载《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9年3月第1期,总第34期;

郗万富,《刘瑞恒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医派系之争》,载《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11月第57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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