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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情感上对粟裕为何比对林彪逊色,唇枪舌剑拥润芝

毛泽东情感上对粟裕为何比对林彪逊色?

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发生一场严重的党内矛盾,陈毅被推到矛盾的漩涡之中。如何化解这场矛盾并把矛盾转化为推动党的事业继续前进的动力,严峻摆在了年仅28岁的陈毅面前。在他的艰辛努力下,红四军得以避免这场严重危机,古田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其间,陈毅形成了化解党内矛盾匠心独运、别具一格的“三勇”谋略。

  话说红四军打下龙岩县城以后,内部争论更加激烈。由于远离中央,不便请示,只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解决。原来,6月8日前委曾在上杭县白沙乡召开有41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试图解决党内分歧,结果,刘安恭和林彪一番唇枪舌战,问题更加复杂化。会议召开前3个小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会议上,刘安恭发言说:“我们不能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约束。他没有去过苏联,当然也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关于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实际上是狭隘农民意识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东西。”林彪立即站起来,针锋相对地即席发言:“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还有我,以及在坐的绝大多数同志,的确没有去过苏联,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相信党中央的领导,按照中央的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同国民党进行殊死搏斗。我们不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吗?”刘安恭接过林彪的话题说:“林彪同志谈到相信党中央,执行中央的决定。我就这个问题再发表一点意见。事实上,在对待中央的态度上,朱德同志历来是拥护中央,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的。可是毛泽东同志呢?他总是自创原则,拒绝执行中央指示。”林彪马上反驳:“我坚决反对刘安恭同志的意见!党中央远在上海,不可能完全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情况。在战争条件下,情况瞬息万变。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关于具体工作的一些指示,不能说成是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刘安恭又说:“毛泽东同志口口声声谈论党领导一切,可是他连中央的指示都不执行,请问他还有什么资格谈论党的领导?”林彪一时语塞。刘安恭瞟了毛泽东和林彪一眼,继续说道:“我看红四军领导班子中,有一个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必须解决!”林彪勃然大怒:“你无权提出留毛留朱问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他任前委书记是中央决定的!”此时,气氛十分紧张,会议陷于僵局。朱德、陈毅感到刘安恭的意见不完全正确,尤其是关于留毛留朱问题的提出太过尖锐、突然,不利于前委和红四军的团结。但刘安恭毕竟是中央派遣干部,他的意见是否含有中央的倾向?因此,他们都保持沉默。毛泽东本来希望通过白沙会议解决前委和军委的工作关系问题,不想事情越来越复杂。刘安恭提出留毛留朱问题,而朱德、陈毅竟然不吭声,只有林彪一人奋起抗争。他感到痛心,甚至有些沮丧。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心情极为沉重地说:“刘安恭同志和林彪同志不必再争论下去了。我和朱德同志的去留,既然刘安恭同志已经提出来,那就提请会议决定。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仍然保留个人的意见:在机构设置上,军委与前委重迭。更重要的是,军委与前委分权。它动摇了党管一切的原则。因此,我不愿留在前委工作,请求辞职。”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大家深感不安。毛泽东是中央委员,党的创建者之一。他领导了秋收起放,创建了全国最早的红色根据地,对土地革命战争有过重大贡献。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整个党和红军内部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因此,绝大多数人对刘安恭的提议表示不满。结果,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毛泽东继续留任前委书记,陈毅恢复军政治部主任,刘安恭改任新组建的第四纵队队长。但白沙会议后不仅没有停止争论,反而使党内争论公开化。会议的当晚,毛泽东彻夜难眠。林彪一直跟随着朱德,但在这场严重的党内的思想斗争中,他却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使毛泽东对林彪印象极佳。6月14日,毛泽东复信林彪:“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实质是要不要党的集中领导问题。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斗争,而是因为对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全力了。”6月15日,朱德也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和想法。毛、朱两封信公开后,党内争论已在红四军内部公开化,并且开始影响了红四军的工作。
  
  7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中山公园公民小学内进行。由于毛泽东、朱德均不便主持会议,便由陈毅主持会议。他代表上届前委总结了工作,并对目前红四军党内争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这次会议达到消除分岐增强团结和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目的。大会发言非常热烈,代表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分别对毛泽东,朱德进行了批评。刘安恭建议党内实行完全选举,轮流更换负责同志。林彪仍然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且批评朱德恢复军委是想脱离党的羁绊,指责他平易近人是拉拢部下。大家对林彪的发言也非常反感,认为他与刘安恭一样过于偏激,不够成熟。朱德赶紧站起来作了长篇答辩。毛泽东当时身患疟疾,浑身酸痛,全身乏力,只在会上作了简要的解释。大会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并作出决议:肯定党管一切的原则,否定刘安恭的建议,并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朱德口头警告的处分。毛泽东本身患病,缺乏医药,加之本次大会的结果出乎预料,感到心情郁闷,身体日渐病瘦弱,遂带着妻子贺子珍,请假去上杭县蛟洋湾养病去了。
  
  1929年7月,蒋介石见朱毛红军又在闽西壮大起来,遂令赣、闽、粤三省的地方军阀会剿闽西,形势顿时紧张起来。29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制定了“诱敌深入,击破一面”的作战方针,并以张贞的闽军暂编第一师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会后,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央军事工作会议,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朱德率领二、三纵队转战闽中,一、四纵队则留在内线作战。在此期间,刘安恭不幸战死。红四军四处碰壁,不仅发动不了群众,打不了土豪劣绅,有时甚至连饭都弄不到吃。以前行军打仗,毛泽东经常给地方党团、苏维埃和赤卫队布置任务,安排他们去摸索沿途乡村基本情况,找出群众最痛恨的土豪劣绅,然后红军一到就加以打击镇压。这样,农民自然会随时提供情报,并且积极支前,帮助红军。军中没有毛泽东,人们不善于做地方工作,自然也就感到寸步难行。林彪对红四军七次党代会本来就不满意,此时见红军处境如此,加之中央2月来信的影响,他产生了悲观情绪。他特别看不惯朱德的极端民主化,事无巨细都拿到前委讨论,事先毫无准备往往讨论终日毫无结果。22岁的林彪年轻气盛,喜欢毛泽东的大刀阔斧和干净利落。他想,照目前这样下去,革命高潮何时到来,红旗能够打得多久?8月底,红四军各路纵队又在白沙会师,打垮土著军阀卢新铭,攻克上杭县城,歼敌2000余人,终于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红四军也得以补充和休整。9月,朱德在上杭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会上,罗荣恒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林彪第一个举手赞成,与会代表也一致同意。朱德这时也体会到毛泽东平日主张的正确性,他爽朗地笑着说:“这两个月没有润芝,我们吃的苦头可不小哇!人们都说朱毛红军,朱可是离不开毛呀!猪离开了毛可是过不了冬的。我赞成,把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声笑语。刚从中央调来的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看到毛泽东是众望所归,立即代大会起草一份《敦请书》,朗读后大家鼓掌通过。会后,朱德立即派人去蛟洋湾敦请毛泽东出山。毛泽东十分高兴,经过两年的思想斗争,朱德以及红四军全体将士终于与自己融为了一体。但是,由于缺医少药,毛泽东病情仍然十分严重,无法出山。
  
  10月13日,临时中央命令红四军开赴广东,帮助东江的党组织举行武装起义。毛泽东知道后十分着急,立即命人用担架把自己抬到龙岩参加前委会议。毛泽东身体瘦弱,脸色苍白。朱德赶紧扶他坐下,毛泽东有气无力地说:“同志们,广东去不得呀!广东的敌人力量很强大,我们党的基础很差呀!”前委们虽然有些相信,但中央的命令不可违抗。朱德只好决定四纵留守闽西,其他部队则随他远征广东。分别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紧紧地握着手,彼此都说不出话来。毛泽东由贺子珍陪着,转移到永定县的苏家坡继续养病。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广东,刚到梅县就遭到粤军六十一师伏击,部队损失将近三分之一,不得不折回闽西缩编休整。此时,全军将士更加信服毛泽东的见识。11月24日,陈毅从上海返回后,来到毛泽东驻地,传达了临时中央再任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指示。原来,陈毅在上海期间,向中央负责人特别是军委书记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井冈山和闽西的工作,红四军的争论,自己的看法。临时中央否定了刘安恭的作法,肯定了毛泽东和前委关于红军和苏区建设的思想。毛泽东通过几个月的思考,对于党、红军和苏维埃建设的思想也日益成熟。
  
  11月28日,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乡溪背村廖家祠堂召开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这天,古田大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群山披上银装,一支支鲜红的午时莲在晶莹的瑞雪映照下傲然挺立,预示着春天的来临。会上,陈毅汇报了上海之行,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作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长篇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建党建军思想和原则。大会通过决议,并且改选了前委,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会后,红四军官兵认真学习古田会议精神,整顿思想,积极练兵,部队面貌为之一新。但林彪的思想仍然十分悲观。对于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他毫不怀疑,但他在冥思苦想更深更新层次的问题。1930年春节前夕他以祝贺新年的形式,给他极为崇拜的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他对根据地的前途深感担忧,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主张放弃“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放弃根据地,建议红军采取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在全国的影响,然后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接信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林彪是红四军的一员勇将,但他目前的悲观情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革命对他自己都十分有害。他决心抓住林彪这个典型,对全军进行一次深刻的形势教育,元月5日,他在驻地的一间民房里,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7000余字的复信。信中,他以一个革命导师和兄长的口气,深刻地阐述了在帝国主义争夺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实社会中,苏维埃运动发生的必然性、艰巨性、长期性,以及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规律性,由于内外环境的差异各省革命先后胜利的可能性,建立根据地对于红军的重要性等等。末尾,他以饱满的热情,诗一般的语言对革命前景进行了描绘:“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有些人所谓‘有到来的可能性’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泛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亲腹中快要成熟分娩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写完这封信,立即派人送给林彪,并要求红四军政治部将它油印出来,发至各个大队党支部组织官兵学习讨论。林彪看完毛泽东的复信后,深深佩服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心中的疑惑一扫而光,顿觉天地豁然开朗,信心倍增。但当他看到上面发下的油印公开信时,他不由傻了眼:我是出于对革命的深切担忧和对你的无比崇敬,才向你写信请教,你怎么反而抓了我的典型?林彪性格内向,不大说话,但并不等于他头脑简单。相反,自幼十分聪明的他,常常喜欢把自己锁定在脑海里遨游,去探索常人难以企及的神秘。他对于根据地前途的担忧,并非完全因为挫折和失利,也是一个红军指挥员难能可贵的思索结果。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置方法,使很爱面子的林彪耿耿于怀。1944年,中共中央编印《毛泽东抗战以前选集》,全文收录了这封信,并将这封信在海内外公开。1948年2月28日,林彪从紧张繁忙的东北战场上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以后再版《毛泽东选集》时,在这篇文章中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并避免国外种种不益的猜测。毛泽东考虑到党内团结和外部影响,遂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隐去了林彪的名字,删去了前面批评林彪的那部分内容。

1929年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陈毅在信中写道:“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以及前委的心意,我们两个人都要求你回来。”

张雄文

勇于抛开名利情

古田会议只开了2天,但它的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从井冈山朱、毛红军胜利会师以来,持续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各种争论,在这2天的时间里作出了最终定论。所以,要全面认识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仅就古田会议的地点、内容、决议来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放到古田会议召开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予以全面认识。

1929年6月“七大”前后,围绕红军的建军思想与原则,红四军内部发生了长久的争论。

192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军事会议,总书记向忠发与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神情严肃地听取陈毅汇报。陈毅是奉中央指示于 8月下旬秘密到达上海,专程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各方面的情况。

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

这年4月,红四军前委辗转收到了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随后刘安恭又以特派员身份携带“二月来信”来到红四军。“二月来信”中,中央要求红四军化为小股行动,毛泽东、朱德两人则离开部队前往上海中央工作。

这年6月,陈毅主持了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与朱德发生了尖锐矛盾,史称“朱毛之争”。二人在红四军建设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在红四军具体的领导体制方面有分歧。这与他俩不同的文化背景、工作经历、历史传统有很密切的关系。

深入研究古田会议前后的党史军史,有一种感受越来越强烈: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在古田会议召开前的争论过程中,涉及我党我军的众多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朱德、支持朱德的陈毅、支持毛泽东的林彪,以及在其中激化矛盾的刘安恭,还有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且他们各自的人物关系基本上也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后完成了整合。所以,古田会议不仅对我军具有深远影响,对我们党都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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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朱德更长于军事及军事领导责任,更倾向于从军事观点来考虑问题、发挥军事机构和军官的指挥职能。毛泽东更长于政治及政治领导责任,更倾向于从政治观点来考虑问题、强调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因此他一直强调党委对红军统一直接的领导,一直在部队中坚持党代表制度。中共六大之后,中央一再要求红军各部队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没有机械照搬苏联红军经验而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合编为红四军后,两支部队原有的具体制度与政策便发生了一定的矛盾、碰撞。朱德坚决执行党的纪律,服从前委领导,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但对毛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他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起核心作用,“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他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许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使此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他还说:目前红四军中甚至党还未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毛泽东针锋相对提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并将朱德主张的通过军事机构直接领导军队的观点批为“分权主义”而主张“绝对的党领导”,认为党所过问的范围是不能受限制的,“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上议决之后,才允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朱、毛之争,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原则之争,而是党领导军队的方式之争;实质是如何处理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关系,绝非个人权力之争:两人未私下结党营私,而是公开亮出自己的意见;且都服从大局,维护党的领导。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创建之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非常正常。

探究古田会议的来龙去脉,便会发现它深层触及朱、毛红军会师以来出现的种种深层矛盾和问题。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4月28日,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会师红军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底,根据中央的要求,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红四军的由来。这是朱、毛红军会师的重大成果,没有这次会师,红军的战斗力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大。

刘安恭

然而刘安恭的到来加剧了朱、毛之争。刘是党中央派到红四军的特派员。1929年4月3日,刘来到红四军,陈毅是非常欢迎的。他对刘十分尊重,充满期待。在他的心目中刘是一个老革命家了!

当年红四军的编成:第28团,南昌起义的部队;第29团、第30团、第33团,湘南起义的农军;第31团,秋收起义的部队;第32团,原来占据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其中,主要力量是第28团、第31团,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队伍。后来,第29团、第30团和第33团在“八月失败”后溃散了,第32团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也基本损失了。所以,第28团和第31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子”。南昌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朱德,秋收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

刘安恭与朱德、粟裕等人一样参加过南昌起义,当时担任南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副团长。起义失败后,他没有随朱德走上井冈山,而是与刘伯承等人前往苏联留学。

1929年2月7日发出的中央指示信“二月来信”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并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朱、毛等都不赞成中央的意见。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否定了中央的意见,决定由他给中央回信。他致信党中央,批评其“太悲观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央接到信后,认为他的意见有道理,未再坚持己见。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谭震林曾回忆,“假若朱德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而井冈山上只有秋收暴动留下的这一点儿力量,将很难维持下去。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战斗力很弱。部队上了井冈山,与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依然很弱”。谭震林还说,“我们在井冈山时,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士兵清一色来自北伐‘铁军’,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这就是朱、毛会师之后,在第28团和第31团这两个重要的红军发展来源中,第28团——原南昌起义部队起到的历史性作用,同时也奠定了朱德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

接到“二月来信”后,考虑到根据地的需要,毛泽东不大愿意远去上海,而且劝朱德也别去。

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经验影响较深的刘安恭却坚持认为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必须执行;对毛泽东否定中央的做法十分不满,特别是对红四军的领导制度更有看法。他私下发牢骚指责毛,还私下散布言论,把红四军的领导人分成两派,说以朱为代表的一派是拥护中央的,以毛为代表的一派是反对中央的。并将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及红四军前委的决策扩散了出来,在红四军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他还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竟然决定由临时军委领导与指挥红四军,前委只管地方工作和作战行动方针,不得过问红四军的具体事务。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第一个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第三个就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根据1928年6月的中央来信,指示红四军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以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后来的前委、军委之争就是由此开始的。

他一面以前委的名义复信说“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即以恽代英代替他本人,刘伯承则代替朱德;一面出于对特派员刘安恭的尊重,任命他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下级党委规定上级党委的任务,严重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毛泽东当然坚决反对。他认为,前委代表中央领导红四军及根据地内的一切事务,是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刘把军委凌驾于前委之上,违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6 月 8 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军委设置问题,与刘发生激烈冲突。他批评刘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力太集中于前委;二、有人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性的机关;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的自由。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妨碍了前委的领导。他愤激地表示,若此问题不解决就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刘却严厉指责:“你老毛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调动!”朱德等人表态支持刘,林彪等人支持毛。

而且,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28团和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第31团,这两支部队在建制上有所不同。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了“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南昌起义部队只在连一级设立了党代表。毛泽东后来就讲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政府军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一个支部,故经不起考验”。毛泽东提到的“叶挺部”,就泛指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在每个团设一个党支部。毛泽东讲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在党的领导绝对化方面,秋收起义部队是强于南昌起义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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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难成共识。陈毅提议,就军委设置问题举手表决。终以 36∶5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毛泽东取消临时军委的提议,否决了朱德、刘安恭等 5 人的意见。刘所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之职一同被取消。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前委批准了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的请求,指定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

这一职务仅次于前委书记毛泽东、军长朱德,高于与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的陈毅。但刘安恭上任后,便以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制度为依据,决定红四军由军委统辖,而前委则“只管地方工作”。

然而,争论并未结束。朱德、毛泽东、林彪等人在红军刊物上分别发表文章阐明自己观点,更多人卷进争论中来。为统一思想,1929年 6 月,陈毅主持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与会者 40 余人。本想以会议形式解决这“争”,却到后来通过决议否定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意见。这虽是集体意见,但陈毅基本上是赞成的。最后,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会议改选了前委书记,由党中央指定的原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在贺子珍等人陪同下前往中共闽西特委驻地上杭县蛟洋指导地方工作。

这一举措引起了红四军一些干部的共鸣,他们因对建军原则等问题有见解差异,早就错误地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建设根据地的艰苦工作,甚至要求前委和毛泽东只管党务,不管军事。

陈毅对这场争论的性质认识并不十分清楚,相对来说,更赞成朱德的意见。他知道,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改选前委书记,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就一再申明,他主持的前委只能算是“过渡内阁”,一切由中央决定。恰巧,7 月传来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派人去上海汇报工作。

刘安恭的举措一出台,他们便公开主张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对外布告以司令员名义发布,认为政治工作是“找麻烦”,宣传兵是“吃闲饭”等。

陈毅指定朱德代行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秘密来到上海。他多次聆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教诲,又阅读了中央文件及各地红军报送来的材料,思想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站在党事业全局的角度看这场争论,陈毅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当时红军尚属于初创阶段,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整个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毛泽东的主张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等,虽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中央的精神,但符合中国的国情、党情和军情,代表了建军的正确方向。陈毅想到,朱毛红军会师以来,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红四军发展壮大了,并开辟了赣南、闽西新的根据地。1928 年 8 月,红四军部分部队不顾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在一些官兵的要求下,以发扬民主为由贸然进攻湖南,造成了“八月失败”的恶果。

毛泽东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认为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对作战是有利的,而“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使红军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动摇,造成“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

党中央要求陈毅全面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并要求他阐述自己的意见。最初,他顾虑重重。第一、他与朱德、刘安恭都是四川人,曾同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从事过兵运工作,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共同的志向、经历和家乡使其有更多共同语言。第二、刘是奉中央之命来红四军的,执行的是“中央指示”,而毛泽东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的“二月来信”,包括他在内的红四军许多高级将领对此是有看法的。刘公开说,朱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是“自创原则”。毛大部分意见与当时的中央及共产国际是不一致的。站在朱、刘一边,更易得到中央信任。第三、毛批评红四军内部存在严重的“极端民主化”,隐含着对他的批评。他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放手让大家就各种问题公开争论,毛的一系列主张受到许多人的尖锐批评,在毛看来这就是典型的“极端民主化”。第四、他已取代毛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且这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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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到自己的入党初心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多少人为这一理想连生命都牺牲了,共产党人还有什么放不下?他只谋求党的事业,决心勇敢抛开个人名、利、情等。8 月29 日,他如实全面地向政治局进行了汇报,特别是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坦诚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会后,他遵照中央指示夜以继日写了 5 份报告交给中央,即 《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 和 《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 — 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他的汇报,使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有了全面准确的了解。中央被他坦诚无私的品格所感动,非常信任他,决定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宣传部长李立三和他组成三人委员会,共同研究红四军问题,并委托他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10月,他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离开上海回到红四军。

因长久争执不下,多数人又不理解自己的建军原则,毛泽东愤然表示要辞去前委书记一职,说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因为他坚持辞职,前委书记一职最后由第一纵队政委陈毅代理。随后的红四军“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又落选,当选者是持调和立场的陈毅。

勇于将自己“打倒”

这一前后,仅有几个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人,分别是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第二纵队政委谭震林等人。其中,林彪表现最为突出。

在朱、毛之争中,陈毅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表现出超人的勇气,为这场冲突的解决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央为化解陈毅与毛泽东的矛盾,有意将他调离红四军。陈毅坦荡地说:“我要回四军去。七大没有选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我有责任。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回去后,立即请他担任四军前委书记。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再听中央调动。”

粟裕也参加了红四军“七大”,见证了这场罕见的大争论。

陈毅以巨大的勇气、诚恳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回到了红四军。他首先向朱德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对朱、毛的工作方式进行了批评,指出:“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朱德看到指示信中“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这句话时抬头看了一眼陈毅。陈笑着说:“这是中央根据我的建议作出的决定,就是我本人的意见。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我要向毛泽东检讨,改正自己的错误!”朱德诚恳地说:“我也要向毛泽东检讨,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叹口气说:“不知道老毛愿不愿意回到四军来呀。”

他虽然与林彪一样钦服毛泽东的建军主张,且一直对“支部建在连上”、“红军不仅是一支战斗队,而且还是一支要做群众工作的工作队和宣传队”等主张予以身体力行实践,但因为个性使然,在大会上没有明确支持的言行。

原来陈毅去上海后,朱德指挥红四军打败了闽粤赣三省敌军的“会剿”,攻占了号称“铁上杭”的闽西重镇,可是两次进攻广东梅县均受挫,刘安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占领上杭后于 9 月下旬,朱德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派人邀请毛泽东参会。毛愤激地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个党内“警告”的处分。他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结束。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红四军八大就各种问题公开争论了 3 天不得不草草收场,没解决任何问题。朱德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是红军的灵魂,其主张是正确的,热切期盼他早日归来。

会上粟裕的木讷寡言,会后也失去了一次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人生机缘。

得知毛泽东对自己有如此强烈的不满,陈毅并不奇怪。他说:“毛泽东批评得对,‘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和大家一道来打倒‘陈毅主义’!”陈毅与朱德商量后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红四军“七大”后,离开指挥岗位的毛泽东住在福建永定附近一座叫天子洞的大山半山腰养病,粟裕奉命带领所属三连担任警卫工作,与他可谓朝夕相处。

润之:

广东军阀陈维远的部队就在附近,生性谨慎细致的粟裕第一次与毛泽东长久相处,深知责任重大,丝毫不敢大意。他将全连分成两拨,一部分由自己亲自掌握,时刻跟随在毛泽东身边;一部分则分散在住地附近,严密监视陈维远部队的动静,陈维远始终不敢进山活动。

我这次到中央,回部队来了。这次到中央去一趟,我们争论的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已经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的同志也盼望你归队。希望你见信后很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及前委的希冀。仲弘

粟裕的护卫之心无可挑剔,但老实厚道的他对心情不大好的毛泽东也仅此而已,没有过多雪中送炭的“亲近”之举。

陈毅还公开和前委的同志们说:“七大没开好,责任在我,由我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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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下旬,正在养病的毛泽东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及陈毅的信。他看到“九月来信”中说:“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心头一震:这不正是自己一直所坚持的吗?来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不正是对自己的肯定吗?当得知这是中央在陈毅汇报后作出的,不由得对陈毅产生敬意: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难啊!他看了陈毅自我批评的信后,立即决定马上回红四军去!他马不停蹄地从上杭蛟洋回到长汀红四军军部,与朱、陈会合。三人都当面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我说话方式不对,有时说话有失分寸。开八大时,我身体不好,写了些伤感情的话,还望你们多多包涵。”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1937年的粟裕

11月 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三人均出席。会议气氛很融洽,开得很成功,作出 3 项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四军内部各种封建残余制度。同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多年后,他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由于过度疲劳身体不好。他在这里养病、写东西,就地坚持斗争。我们常常看到他屋内的灯光经夜不灭。”

勇于根本上解决矛盾

毛泽东写的这些文章后来成为了古田会议的决议。多年后的1978年,粟裕的老部下陈茂辉奉命到福建参加撰写纪念古田会议召开四十周年的材料,获悉了粟裕护卫过毛泽东这一情况,回来后向粟裕汇报说:“古田会议也有你一份功劳,写党史时应写一笔。”

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把矛盾转化为党的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化解党内矛盾的最终目的。为此,陈毅在承认错误后还积极协助毛泽东从根本上解决红四军党内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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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红四军党内矛盾表现为朱毛工作思路方法之争,实际上暴露出红四军内部存在严重的非无产阶级错误,其实质是坚持一条什么样的建军路线,关系到红四军的性质与发展方向,意义极为重要。

古田会议旧址

陈毅积极协助毛泽东白天深入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晚上赶写各种材料常灯火彻夜不灭。经过调研发现红四军内部争论的主要问题有 14 点: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地方武装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对时局的估量;湘南之失败;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其他腐败思想。毛泽东认为,由于党和红军处在农村,大量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加入党和红军,必然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他具体分析了红四军党员的成分构成:5 月份统计,全军1324名党员中,工人311,农民626,小商人100,学生 192,其他 95,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 23%对 77%。陈毅很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一道对红四军开展了1个多月的整顿,使部队面貌明显改观。

粟裕没有同意,谦逊地说:“当时毛泽东同志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我只是带着一个连替他作警卫,我当时只是个基层干部,怎么能写我呢?”

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有100多名代表出席。陈毅主持会议,向大会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并作详细说明,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大会定了基调。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重新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围绕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造性地回答了我们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探索和确立了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党和军队建设及军队政治工作的坚固基石,标志着毛泽东党建思想、建军思想的初步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强调红军必须实行党委制,明确规定党组织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成为“领导的中枢”,切实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其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奠定了党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坚实基础,有力保证了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保证了军队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古田会议之后,党指挥枪的问题轻松地解决了!所有组织包括军事部门、政治部门和士兵委员会及各级干部,都绝对地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陈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当时士兵委员会权力很大,有权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他坚决反对极端民主化,不折不扣地拥护前委的统一领导。决议明确规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职能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内外关系,要求红军内部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坚决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员;严格执行和维护“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等群众纪律,在政治机关负责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密切军队与人民群众和红色政权的联系。

不过,他虽然是基层干部,但这时全国红军还不多,毛泽东和朱德也只是一路“诸侯”,距离全国红军的领袖位置还较远,许多后来的开国将领们甚至还没有投身红军,罗瑞卿便才从上海赶到闽西三个月左右,宋时轮则还在家乡醴陵。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决议明确了思想建党的重要原则,深刻地指出: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之浓厚,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了极大的妨碍,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绝然担负不来的。决议要求加强党内教育,规定了教育党员要用的 10 种材料和 18 种方法。古田会议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后来党中央把古田会议的决议转发全军各部队,朱毛红军的经验得到了推广,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古田会议确定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至今仍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遵循。

粟裕担负警卫任务时,毛泽东对他的细致周密很是放心,也颇为欣赏,但终究因粟裕“不敢打扰”,没有看到他与同龄人林彪一样的表现,熟悉程度和情感上与林彪相比也就差了许多。

古田会议之后,陈毅向毛泽东征求自己的工作安排,毛泽东说:“你就留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陈毅留在了红四军,与毛、朱共同战斗,把红四军的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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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的“三勇”谋略,是古田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重要保证。勇于抛开名利情,是“三勇”谋略的基础;勇于将自己打倒,是其核心;勇于根本上解决矛盾,是其归宿。“三勇”谋略体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坦荡的胸怀、无私的品格、崇高的人格,正如其诗中所写:“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原载:党史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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