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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大将,能力最强的五位人物都是谁

直系军阀是北洋军阀时期最重要,最有影响力一支派系,首领为冯国璋,他也是北洋三杰之一。而直系代表人物有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王占元、王承斌,孙传芳等。在这些人中冯国璋、曹锟都担任过总统之位。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更是如日中天,除掉东北和西南,真的有点雄霸中原的味道了。 段祺瑞和张作霖相继被赶出政治中心后,曹锟和吴佩孚的信心大增,这曹锟想要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则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要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两人可谓是心神默契,一拍即合。但是,曹锟要想爬上总统位置的话有两个障碍,一个是现任的总统徐世昌尚未下台,第二则是老徐下台后、曹锟以何等名义上台的问题。 这时,有个奇人出了一个奇策,这便是民国史上所谓的的“法统重光”事件。 策划此事件的奇人名叫吴景濂,曾在袁世凯死后做过众议院议长,后来黎元洪在张勋的胁迫下将国会解散,吴景濂也就被砸了饭碗。这一次,吴景濂不计前嫌,因为所谓的“法统重光”,就是要重新拥戴当年被赶走的黎元洪复职,并恢复第一届国会。按说,这国会是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解散的,而黎元洪又是自己辞职的,但政客们总是能翻云覆雨,把死的说成活的……但是,只要在前面加个“被迫”两字,这普天下的坏人便都成了好人。 吴景濂的理由是,黎元洪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离任大总统,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任期结束后再重新选举大总统(不消说,候选人便是曹锟曹三爷了),国会也应当这样。按这说法,现存的这个安福国会反倒是段祺瑞一手操纵的非法产品,因此,由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现任大总统徐世昌也就成了伪总统,因其不合法,所以要下台。 曹锟、吴佩孚听后,觉得这个方案确实可行,于是开始在两方面着手,一是向徐世昌施加压力,让他自己识相点主动下台;二是制造并推广“法统重光”的概念和舆论,同时又派人前去天津与黎元洪接洽,安排他重新出山,以便为曹锟当总统做个垫脚石。 徐世昌虽然常在大总统府内不太出来,但他老人家政治经验丰富,他听到这种“法统重光”的新舆论后,心里明白,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看来曹吴二人要把他赶下台了。 徐世昌也是个要面子的人,不能你要人家来、人家就来,要人家走、人家就走,何况徐世昌这个大总统算得上是最正常选举出来的,若是屈服于这莫名其妙的“法统重光”,岂不是带头违法? 但是,在“力大为王”的军阀时代,谁还跟你讲什么法?谁的枪杆子硬,谁就是法。徐世昌不肯主动下台那也无妨,别人自有手段。吴佩孚派出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半劝半逼,说:“大总统,现在直系要人已经达成一致,事情到了这地步,捱下去也无必要,倒不如体面点自动引退算了。” 徐世昌想了想,不免又气又恼,说:“当初我也不是自己要来做这个受气总统,偏他们怂恿我出来,可现在又这样逼我,我总不甘心!”王怀庆冷笑道:“大总统,人家不跟你讲什么交情,你不如见机点罢!不然,他们要用武力来对付你,你又如何吃得消?倒不如现在就退了,还冠冕堂皇些。” 见徐世昌还未下定主意,王怀庆便说:“大总统现在退了,以我现在的能力,尚可以保你的身家性命、家庭财产,要是最后弄僵了,到时我可就不负责了。” 听到这里,徐世昌忍不住仰天长叹……没办法,1922年6月2日,徐世昌退了。 徐世昌被顺利的逼走了,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原来,黎元洪在被张勋赶走之后,隐居天津已有5年。在这5年里,黎元洪热心实业,获利颇丰,平时的生活也就写写字、散散步,寂寥而安静。陡然间,“法统重光”的喜讯从天而降,请他出山的各路邀请也是热情洋溢、纷至沓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黎元洪表面上看似平静,但心中早已激起了万丈波澜。 当年的仓皇去职虽说是如尘往事,但黎元洪心中始终憋了一口闷气,这次有机会要发出来,难免心有所动。但黎元洪心里也清楚,直系要人不过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并非真心拥戴他上台。因此,黎元洪开始并不想去趟这趟浑水,而是直截了当的跟那些人说:“你们直接选曹三爷做总统不就结了,何必搞这么复杂?” 但是,这幕戏既然已经开演,黎元洪想不参加也是不行的。在黎元洪拒绝后,曹、吴加强了邀请的力度,他们先后派出各界代表亲赴黎府,盛情相邀,而直系督军们也纷纷通电,请黎元洪以国事为重,出面挽救危局,说得是义正辞严、情真意切,连黎元洪看后都有点陶醉,不免怦然心动了……既然是众望所归,那我就勉为其难,姑且出山风光一次罢! 正当黎元洪兴高采烈的打点行李、准备返京之时,飘然而至的一份电报给他浇了一瓢凉水。电报是由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的,他给黎元洪提了醒,说你的总统任期早就由副总统冯国璋合法继任期满了,何来的补满任期一说?你明知道这是直系的一个陷阱却非要往里面跳,这“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得,别做美梦了,还是洗洗睡吧。 黎元洪被这么一浇,倒是有点清醒了。随后,他打消了出山的念头并发表通电,声称自己当年是引咎辞职,并不存复职总统之念,所以还是另请高明的好。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戏台老板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筹备好了,这大锣一敲,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不行,得继续劝进,不然这剧情无法发展,前面的投资不就白费了吗? 于是乎,新一轮的拥戴运动又开始了。首先是通电造势,曹锟、吴佩孚领衔,各军政大员如萧耀南、田中玉、齐燮元、王怀庆、许世英、刘承恩等人纷纷致电黎元洪,盛情相邀;接着是曹、吴的代表亲自上门敦劝不已;最后,几十名旧国会议员在旧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旧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的带领下前往黎元洪家软磨硬泡,国务院也派出代表前往游说,几有万众一心,非黎元洪出山不可的架势。 在重重包围中,黎元洪和幕僚们商量:要是不去,既是错失良机,恐怕后面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但要是去了,就不能随便被他们摆弄,得讲讲条件! 6月6日,黎元洪发表了“鱼电”(民国时期的电报以韵目代替日期,如6日为“鱼电”,汪精卫后来的“艳电”对应的是29日),该电报洋洋数千言,乃是黎元洪多年的幕僚饶汉祥捉笔。饶素有“文胆”之称,写得一手的好骈文,这次的电文真是倾尽其才,地地道道的一篇极好文章,电文发出后,洛阳纸贵,轰动一时。 黎元洪在电文中深刻揭批了军阀时期的五大恶政:1、军阀统治,无人不兵,无兵不匪;2、各省督军,拥兵为雄,搜刮民财;3、武夫争霸,连年征战,兵连祸结;4、督军擅权,破坏民治,滥用威权;5、武夫权重,干涉政治,政潮迭起。由此,黎元洪提出,要自己出山也可以,但各省督军应立即解除兵权,还政于国家,否则自己决不当这个莫名其妙的总统……你要我“法统重光”,我就要你“废督裁兵”,这样就扯平了。 可惜的是,文章是好文章,主意也是好主意,但文人的笔杆子怎么干得过武夫的枪杆子,你要这些军阀自动解除兵权,那岂不是与虎谋皮,太不现实了! 果然,曹锟、吴佩孚在收到“鱼电”后极为的恼羞成怒,曹锟说:“请他做个现成的总统,他竟然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吴佩孚虽然也很愤怒,但他却劝曹锟暂时忍耐以下,姑且敷衍一下黎元洪。于是,在曹、吴的建议下,冯玉祥首先通电表示支持,陕西督军刘镇华、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人也假惺惺的随声附和,表示愿意听命。 黎元洪这时却得寸进尺,他派出代表到曹锟、吴佩孚处要求给予切实保证,并要求等到全体督军都通电支持后才肯复任总统。曹锟手下的人气得要命,连声嚷嚷着踢开黎元洪算了,吴佩孚则按捺住自己的怒气对黎元洪的亲信代表金永炎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后,请他说一句痛快话!” 黎元洪和幕僚们一番商议后,觉得台阶已经搭得差不多了,再弄下去恐怕都下不了台,不如趁势复任总统算了。说句实话,所谓的“废督裁兵”也就说说好听,真弄起来,那些督军还真会听命中央? 1920年6月11日,黎元洪在旧国会两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及其国务院代表周自齐等人的陪同下,一起登上了返京的列车。阔别政坛5年,黎元洪此番归来,风景果然大不一般。刚到北京站,外面前来迎接的代表早已是人头攒动,街道上也是彩旗飘飘,这和当年仓皇离京的遭遇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天下午,黎元洪便在总统府举行了复职典礼……我老黎又回来了! 但是,黎元洪的兴奋劲并没有维持几天。复任大总统之后,黎元洪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组阁问题。民国的内阁总理人选一向是个难题,由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从1912年到1927年这短短的16年间,北京政府的内阁总理如走马灯一样更换,总共产生了27任正式总理,还还不包括数量几乎等同于正式总理的代、摄总理,也不包括袁世凯改大总统制和称帝时期的3年。 换句话说,北洋时期的内阁总理几乎是每半年就要倒阁一次,除了靳云鹏做了2年的总理、段祺瑞做过近1年外,其他总理任期都是几个月,甚至一个月都不到的。如此频繁的倒阁率,就是最为人诟病、最喜倒阁的法式民主也难以望其肩背。 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抑或是中国的政治土壤根本就对西式民主共和水土不服,恐怕不是革命党所说的,“只要是中国国民,必然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不是万能妙方,不加研究和论证便在原来的那个基础上搭建所谓的民主共和大厦,不失败才怪。 即便是革命党人喜欢搞民主共和,那也要建立在具体国情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基础上才行,未经考察和研究,也未对民众进行启蒙和普及,便照搬西方舶来品乱搞一气,不亡国亡种已属万幸。中国的问题,还是得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才能找出解决之道,一味的迷信西方制度,恐怕是落入的西方的陷阱、走进了另一个死胡同。试图以西方的制度来超越西方,这本就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何待智者而知之? 尽管吴佩孚声称组阁是总统特权,自己决不干预,但黎元洪实质上是个无权总统,哪里真的是他说了算。譬如黎元洪找的第一个总理是颜惠庆,但颜内阁从组建开始便残缺不全,不到两个月,颜惠庆便因为财政危机而辞职。随后,黎元洪又提名唐绍仪来做总理,但吴佩孚很快便忘记了“不干涉”的承诺,他发表通电坚决反对……弄半天,吴大帅的承诺有效期原来只有一次! 摆在总统黎元洪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废督裁兵”。这个问题上也是很不好办。那些各省督军在表面上个个拥护黎总统的主张,但真做起来却是“歪和尚念经……另搞一套”。黎元洪下令撤去督军一职,那些督军就改做省长或者派傀儡做省长,还不是土霸王的天下? 黎元洪为了推行“废督裁兵”政策,他倒还算有点勇气,敢于先在吴佩孚身上动手。在颜惠庆内阁成立后,吴佩孚被任命为陆军总长,想以此来取消他的直鲁豫鹗巡阅副使,但吴佩孚手握兵权,怎么可能轻易上当……人家根本就不上任。 黎元洪做总统期间,第一任总理是颜惠庆,不到两个月,辞职了;第二任总理是唐绍仪,根本就没就职;第三任总理是王宠惠,但王宠惠很快便辞职。在王宠惠内阁垮台后,黎元洪又分别找了汪大燮、张绍曾来做总理,但曹锟、吴佩孚觉得黎元洪做总统的时间够长了,所以谁来做总理都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反而因为种种“倒黎”政潮而被弄得焦头烂额。 按“倒黎派”的说法,黎元洪补任总统的时间应该是洪宪改元到袁世凯败亡结束,时间是160天,现在黎元洪已超过300天,早就该自动退位,改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然后组织选举新总统。而支持黎元洪的议员们则提出一种更离奇的说法:黎元洪的任期应该从1914年5月袁世凯改内阁为政务堂开始补起,再加上冯国璋非法代理的一年零两个月,这样的话,黎元洪应该继续做到1925年。 “保黎派”的说法让曹锟、吴佩孚很生气,他们随即鼓动张绍曾内阁成员辞职。在黎元洪不肯就范的情况下,武夫们干脆弃文从武,派出了陆军校阅使冯玉祥、京津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衍率所部军官三百多人去总统府索饷,随后又有公民团去总统府门前闹事,接着是北京的警察们罢工并前往总统府请愿,目的就是要让黎元洪赶紧自动下台。 对于这些人的胡闹,黎元洪早有心理准备,他对身边的幕僚说:“我的任期如何,应当由国会来决定,如果国会认为我任期满了,我一天都不恋栈。但是,如果有人想要用武力来迫使我去职,那我就要为国家维持纪纲法律,决不能重蹈覆辙,遗害百姓。” 黎元洪的节气固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曹、吴这些人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先是内阁总辞职,接着京津卫戍司令、步军统、警察总监都纷纷辞职,黎元洪发出去的命令如同泥牛入海,根本就出不了总统府。再接着,总统府的水电、电话也被掐断,黎元洪在北京已经无法立足,但他还不想向直系屈服,而是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乘坐火车悄然出京,这和一年前入京的盛况想比,又是换了人间。从去年入京到这次出京,正好一年零二天。 在逼走黎元洪后,辞职的王怀庆那些人立刻复职,罢工的警察也随即上岗,公民团也一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人兴高采烈的来到总统府接收的时候,却发现总统的印信不见了,于是立刻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他在天津扣留黎元洪专车,索回印信。 有意思的是,黎元洪早就料到这些人会用这招,他在离京之前便把主要的五颗印信交给了如夫人黎本危,而黎本危此时已经躲进了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所以,当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带领卫队在杨村车站截住黎元洪的时候,并没有找到总统印信。 王承斌开始还煞有介事地问:“大总统此次出京,是公事还是私事?” 黎元洪答道:“我在北京无法执行职务,所以要移到天津来办公。” 王承斌便问:“既到天津办公,那总统印信何在?” 黎元洪怒道:“你是什么人?敢向总统索印?” 王承斌冷笑道:“我劝大总统还是把印信交出来的罢,免得伤了和气。” 黎元洪起身骂道:“我便不交,你能奈我何?” 王承斌哼了一声,向杨以德努努嘴,杨以德便会意的一招手,随即拥进几十个丘八老爷,一个个拿着短枪,雄赳赳、气昂昂往周围一站,黎元洪和随从顿时大惊失色,以为这帮人要动粗。 王承斌见黎元洪还不交印,便上前一步逼问道:“总统还是赶紧把印交出来,我没有闲工夫跟你扯谈!”黎元洪的随从见势不妙,慌忙说:“王省长别动怒,印在总统府,不曾带来。”王承斌厉声道:“北京已经来了电话,总统府只有十颗不相干的印信,另外五颗呢?在哪里?” 见黎元洪还不吭声,王承斌便命人将火车头摘除,另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将火车团团围住,不准进也不准出,直到黎元洪交印为止。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黎元洪明白要是不交印的话休想离开这里,只得写下纸条让人送到如夫人黎本危那里,让她把五颗印信交出。王承斌说:“这一来一往岂不麻烦,还是请大总统亲自打个电话吧!” 无奈之下,黎元洪只能在王承斌等人的监视下去车站电话室给如夫人打电话,让她把印信交给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光交印还不行,王承斌在曹锟、吴佩孚的授意下,又拟了一份电报让黎元洪签字,大概意思是“宣告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云云。这一来一往,黎元洪最终捱到凌晨两点多才回到天津私宅。 在后来曹锟紧锣密鼓的进行贿选之时,黎元洪还想做最后一次抗争。当时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孙中山号召反直的议员南下到上海召开特别国会,以破坏曹锟的贿选。当时卢永祥也发出电报,邀请黎元洪到上海重组政府。 但黎元洪到上海后,他发现“反直联盟”虽然欢迎他的到来,但并没有人希望他组建政府,就连卢永祥的那封电报,原来也是安福系政客捏造的。黎元洪这才明白,这次又陷入了一个陷阱当中,这些人只不过是借他的名气来以壮声势罢了。 在曹锟贿选成功后,黎元洪也就对复任总统彻底死心,他随后便以“养病”的名义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半年后,黎元洪回到天津寓所,从此不再过问政治。 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直奉战争赶走张作霖之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已经成为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这时的曹锟可就不仅仅满足于巡阅使的位置,而是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了。 黎元洪被逼走后,曹锟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选举工作。当然,具体工作并不需要曹锟出面,主要是由吴景濂等津保派政客在四处活动。这次总统选举的特色是“贿选”,几乎就是公开的,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 在金钱的诱惑下,就连一些南下的反直议员也纷纷返回北京,准备领取这5000元去投曹锟的票。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高达500余人。但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选举须四分之三的议员投票,当时支票已经发出去570余张,但还是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 曹锟为了能在10月10日的国庆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随后便加大了贿选的力度。为了在10月5日的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上凑足大选的法定出席议员人数,曹锟还派人成立了“暗察处”,防止议员擅自离京。而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设点,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为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但吴景濂走进会场一看,签到者远未及法定人数,于是他宣布签到人数够了再进行选举,但一直等到中午时分,签到的议员也不过400人。吴景濂这下急了,他在曹锟的同意下临时决定,只要议员出席会议,即使不投曹锟的票,也发给5000元支票。随后,吴景濂调来180辆汽车,派出可靠的议员分别去劝或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并规定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 于是乎,议员们分头四出,会场外汽车喇叭声滴滴乱响,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由于曹锟不能当选,支票就不能兑现,因而那些财迷心窍的议员们费尽力气的前去拖人,好几个正生着病的议员也被他们拉了来。一直挨到下午1时20分,签到的议员才达到590名,这才摇铃开始投票。下午4时唱票结束后,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民国第六任总统。 曹锟这次贿选总统耗费巨大,除了每张选票5000大洋外,还需要给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们酬劳,另外还有招待费、秘密费,加起来不下千万。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曹锟的贿选在程序上完全合法的而且完全公开的,而且,他又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报复,完全是“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的态度。正如曹锟的某部下说的:“花钱买总统当,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至于那些拿钱投票的议员们,则被人骂为“猪仔议员”,这民国的第一届国会也自然堕落为“猪仔国会”。民国初年的时候,国民都对“议会政治”充满了幻想和无尽的希望,谁曾料到这帮人竟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但说实话,这里却没有一个罗汉是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或者是一些社团的领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选,说白了,这些人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选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谁。 当然,这些人中间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腐烂的政治酱缸,众多的革命党、立宪派、社团领袖丢弃他们的理想而变成帮闲政客,为了5000大洋而甘做猪仔议员的人,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些人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些认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想法,在残酷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民国的政坛,可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酱缸啊。 最可恨的是,这些议员们领着丰厚的年薪,每次会议还可以拿到的高额出席费补贴,但他们又干了什么呢?开会的时候党同伐异、吵闹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最可笑的是,在1916年恢复国会后的数月之内,除了议定议员的薪酬一事,其他无一事议成。议员应该参加的会议,经常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 《临时约法》中,可有谁来监督议员的规定? 当时的很多议员,个人生活极其糜烂,吃喝嫖赌,抽鸦片,喝花酒,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当年国会议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如此议员,焉能成为国民之表率,又岂能为国为民谋福利?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先进民主国家中的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而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那有这么容易呢?此乃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帮会政治,所谓“朋党制”也。 曹锟当选总统后,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也算是国会议员们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项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虽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在贿选的恶名下,又有几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都是难以猜想的未知数……在军阀年代,宪法连个球都不如。倒是曹锟因此而青史留名,他花了大价钱去当这个贿选总统,想必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他自己经常所说的:“图一乐耳”。 在恩主曹锟贿选总统成功之后,吴佩孚更是得意非凡,如今是“总统”旁边红人的他,也想弄出更大的动静来,那么,接下来吴佩孚又会玩出什么花样呢?

北洋军阀是袁世凯一手撑创立得一个军事集,都知道袁世凯小站练兵,练出了北洋军事集团,像后来直系关系等首领都是从小站练兵出来的,有点类似于蒋介石的黄埔系,要知道蒋介石的嫡系都是从黄埔毕业的。而北洋哪些将军,在袁世凯病逝后,纷纷形成以地方割据,形成派系,如被我们熟知的直系,皖系,这两个派系首领冯国璋与段祺瑞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出来的将领,还有奉系,再就是地方派系,如山西的晋系阎锡山,广西的桂系陆荣廷,云南的滇系唐继尧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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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曹锟在担任过总统之前的故事,他为了夺得总统印,派出直系大将王承斌,去天津火车扣住黎元洪,让他交出总统印,差点把黎元洪逼得犯病。

可以说北洋军阀在近代史上也是曾经风云一时的集团,从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再到分割称雄时代,再到与北伐军决战,最后灭亡。在这中间也先后产生了许多风云人物,如“袁世凯,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曹锟,黎元洪,张作霖,张勋”等十人,较为突出,那么在这,北洋十大人物中,能力最强的五位都是谁?当然袁世凯肯定是最强的,那么除了袁世凯还有那五位人物能力最强,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曹锟、张作霖为共同垄断北京政府,达成了分赃协议。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张作霖晋授为镇威上将军。双方各向北京政府索要军费一千万元后,于9月4日离京返天津。到天津后,由张景惠、靳云鹏撮合,曹锟将七岁之女曹士英许给张作霖八岁之子张学思。曹、张两人又成了儿女亲家。

第一次直系大战以直系获胜,而此时的直系成为当时最强的派系,做为直系曹锟开始惦记总统之位,而当时总统还是黎元洪,由于手中没有兵权的黎元洪,处处受到曹锟的挤兑,加上什么大事都不能自己做主,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总统,此时黎元洪觉得这总统再当下去,有什么意思,于是一气之下离京出走,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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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曹、张两人的合作以及直、奉两派的联合,只是极其短暂的。直系要保住已得利益并继续抢占地盘,奉系为扩大势力范围而不断向关内发展,双方很快形成了尖锐的冲突。靳云鹏内阁上台后,完全受直、奉两系的控制,任何一件国事均需取得直奉双方的同意。靳云鹏为了统一步骤,调处直奉矛盾,邀请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到天津开会,时称天津四巨头会议,也称巡阅使会议。会议从1921年4月下旬开至5月下旬,就财政、内阁、裁兵等问题进行了了激烈的讨论和争吵。双方虽有所妥协,各有收获,但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反使直奉矛盾更加尖锐激化,最后不欢而散。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靳内阁支撑了数月之后,不得不在12月17日宣布辞职。

而走的时候还把总统大印,交给自己姨太太危文绣保管。当曹锟得知黎元洪走了,高兴坏了,立即就跑到总统府坐在总统位子,先过把瘾,还假装批文件,当他准备盖印时发现总统大印不见了,找来找出还没有找到。这时有人说会不会被黎元洪带走了,这时曹锟说好小子,走了还给我玩这一手。

第一个冯国璋,他也是北洋三杰之一,袁世凯最得力干将,在袁世凯死后,他纠集河北人形成以地方为首的军事集团,也称之为直系,而冯国璋就是创始人,后来直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在实力最强的一个派系,这与冯国璋的能力与领导是分不开的。

12月24日,张作霖荐举亲日派梁士诒当了国务总理。梁士诒上台后,干了一系列亲日卖国勾当,引起全国各界不满。直系的吴佩孚也趁机大肆攻击梁内阁,矛头实则指向了张作霖。张作霖则扬言,如果吴佩孚再反对梁内阁,即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加以讨伐。直奉战争一触即发。

这时候,直系大将王承斌站了出来,说我愿意追回大印,曹锟一听哈哈大笑说王将军,真是我忠心之人,如果能拿回大印我一定重重有赏。说一完,王承斌带着大批军警,将天津杨村站围起来了。

第二个段祺瑞,他也是着名的北洋三杰之一,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在民国成立后,他担任陆军总长,相当于陆军总司令,而且他曾四次担任总理,一次总参谋长,同时段祺瑞还是现代军队第一任炮兵司令,而且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而且他还是晚系创始人。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徐世昌要求直奉两系推荐一个双方可以同意的内阁总理,张作霖表示“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则表示“军人不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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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初,徐世昌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不料遭到奉系的反对。4月10日开始,奉军相继开进关内,以军粮城为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至德州附近。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设总部于山海关,后分两路出击。

此时黎元洪一看到王承斌来了,也猜到他们是为大印而来,但是黎元洪心中有气也没有直接就交出大印。王承斌而到黎元洪说,总统既然离京,干嘛还把总统大印给带走。黎元洪说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第三个吴佩孚,他属于秀才军阀,也是一位后起之秀,他靠曹锟起家,凭借自己的军事才华,慢慢做到直系首领,虽说当时曹锟是民国总统,假如没有吴佩孚的支持,他的总统就像黎元洪一样有名无实,尤其是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他击败奉系,成为当时最强者,而且还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人物。

对奉军的进逼,曹锟电令直军不作抵抗,引起了直军将领一致不满。吴佩孚不顾曹锟指令,积极调兵准备应战。最后,曹锟只好任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御。

王承斌说只要你交出总统大印什么事都好说,这时王承斌说如果你不交出总统大印,恐怕是不能下这辆火车,马上就让人把火车围起来了。

第四个张作霖,他不是属于小站练出来的北洋军阀,如果说冯国璋与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嫡系,那么张作霖就属于杂牌,他是绿林出身后来才投靠清廷,在民国时又投靠袁世凯,因所在地是奉天,等袁世凯死后,就形成了奉系,而且张作霖还是北洋军阀最后一位统治者,陆海空军大元帅。

4月29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这次战争,东路在天津浦路马厂一带,西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一带。最激烈的战斗是在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进行,两军屡进屡退,互有伤亡,不分胜负。战至5月3日,吴佩孚转守为攻,以一部作正面钳制,另以主力绕到奉军背后,直扑芦沟桥,使西路奉军腹背受敌。5月5日,西路奉军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师长邹芬倒戈,当日长辛店就被直军占领,奉军大败退至北京。

一开始黎元洪认为王承斌只是做做祥子,谁知到了晚上黎元洪让人给他准备晚饭,王承斌手下士兵拦住说,没有王将军的军令谁也不能离开,这下可把黎元洪气坏了,结果血压一高,黎元洪直接倒下了,后来在官员劝解下,王承斌请来医生给他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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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东路闻长辛店失守,军心大乱,斗志消失,纷纷溃退。张作霖被迫下令退却,后经天津、滦州率残部出关。奉军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应直系要求,下令免除张作霖所任各职听候查办。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于5月12日宣布独立。19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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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孙传芳,他是山东历城人,是继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第四位直系军阀首领之一,算是一位后起之秀,然而他最辉煌时期就是担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而且当时聘用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因此他也成为执行后期最大的军阀,后来被北伐军击败。

6月17日,双方在英国的干预下进行停战议和,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黎元洪说出总统大印的下落,后来王承斌又让他写了一封辞职书后才放行。

相信北洋十大人物中除了袁世凯,能力最强的五位人物,当属以上五位。无论是成就还是能力都是最强的。

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权后,梦寐以求想当总统的曹锟,想立即驱逐徐世昌,由自己登台。还是吴佩孚想得深入全面一些,主张召集旧国会,把黎元洪挖出来复位,用“恢复法统”的名义来作为过渡的办法,这样,可以使直系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可以使总统和国会都成为直系的手中的傀儡,也利于曹锟在黎元洪“补足任期”后,“名正言顺”地取得总统的位置。曹锟同意了吴佩孚的主张,两人领衔发出征求恢复国会意见的通电,得到一大批军阀和社会名流的支持。直系将领孙传芳多次发表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职,要求徐世昌下野。

当时吴佩孚并不赞同曹锟当总统,因为他想先把南方统一再说,谁知曹锟等不及了。他利用内政总长高凌霨和议长吴景濂大批收买或威胁国会议员,就这样他顺利当上民国大总统,但是也落得“贿选总统”的声明。

1922年5月24日,“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成立。6月1日,旧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天津开会,宣布国会“恢复”。6月2日,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台。徐世昌这位圆滑世故的北洋元老,由皖系安福国会推上总统的宝座,任期三年零八个月后,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来,他的政治生涯也从此结束。此后,他在天津作了十七年的“租界寓公”,于1939年6月5日病逝,享年84岁。他晚年拒绝出任日伪职务,还能保持民族气节。

而王承斌自然也得到提升,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兼直隶督军,陆军上将。

徐世昌下野后,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通电要求黎元洪“依法复位”。黎元洪表示同意,6月11日入京供职,6月14日下令撤销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令”。8月1日,旧国会议员召开会议,正式恢复国会,实现了直系的所谓“法统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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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同其他军阀集团一样,直系在独掌北京政权之后,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立即表露了出来,形成了以曹锟为首的保派。两派在制宪和选总统问题上斗争激烈。而内阁倾向洛派,深为保派不满。

为了推倒王宠惠内阁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当上总统,1922年11月18日,在保派怂恿下,倾向保派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揭发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遭受5000万元损失一事,逼迫黎元洪亲下手谕,命令步兵统领聂宪蕃、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带兵逮捕了罗文干,解送法庭处理。然在吴佩孚的干预下,因证据不足而释放。罗文干案件导致了保洛两派矛盾激化,吴佩孚最终屈从了曹锟,王宠惠内阁也于11月29日倒台。

1923年初,黎元洪已快满任期,曹锟本来再等几个月,也能顺当坐上总统的宝座,但是曹锟已经急不可耐,要把黎元洪赶走。黎元洪其实是个傀儡总统,本无实权,但是被人赶下台,又心有不甘,所以联系张绍曾内阁及政学系议员与曹锟对抗,不肯下台。

5、6月间,直系保、洛两派取得一致意见,提出“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的策略。先由亲直系的阁员高凌尉、吴毓麟、程克先拆内阁的台,使张绍曾内阁不得不于6月6日全体辞职,张绍曾当晚被赶往天津。紧接着,曹锟便亲自导演了一场“逼宫夺印”戏。

6月8日,冯玉祥部张之江率军官数十人佩刀闯入新华门,围住居仁堂,向大总统索要欠饷。9日上午,曹锟党徒又怂恿警察罢岗,撤走总统府卫队。

10日下午,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黎府索要欠饷。接着,“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千余人手持“黎元洪退位”的旗帜呼喊而来。

12日,黎府又出现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轮番示威骚扰。黎元洪明知是曹锟要赶他下台,却坚持不走。但不久黎宅断了水、电,黎元洪大怒之下,决定离开北京。他把总统的大小印信十五颗拿出来,十颗留在公府,五颗送去交给他那住在法国医院的危氏如夫人,并作了其他一些最后交待。

13日下午,黎元洪乘专车离开北京。

曹锟得知黎元洪拿走了总统印信,急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车夺印。黎元洪的专车到达天津新站后,王承斌率领的大批军警便包围了专车,卸下车头,迫黎元洪交出印信。黎元洪被逼得拨枪自杀,被随员抢救没有打中要害。到了晚上,黎元洪无可奈何,只得说出实情,曹锟终于在14日清晨取回总统印信,才放走黎元洪。经过这场耻辱和劫难以后,黎元洪仍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后还在天津、上海等地活动,试图东山再起。但不久也感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隐居天津张园,从事工商业活动,担任中兴煤矿董事长等。

1928年6月3日,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64岁。

再说曹锟,指使直系军阀闹饷、逼宫、截车、夺印、赶走黎元洪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反对。但曹锟对此全然不顾,为当总统一意孤行。他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他在国会选举中出谋出力,又以高价收买和胁迫国会议员来京参加国会选举,并派专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设立暗察处,对议员进行监视。1923年9月10日,国会开预选会议,曹锟以五千至一万元一张选票收买了五百多名议员。10月5日举行正式选举,曹锟派遣大批军警、宪兵“警戒”。

原定十点钟开选,但到上午十一点四十分签到者也不过400多人,不足法定人数,选举会议主席吴景濂急得团团转,派出可靠议员分头去拉同党、同乡的议员,而已签到者已失出自由,不得外出。直到下午一点二十分,签到者达593人,这才摇铃开会投票,四点钟选举完毕,曹锟终于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10月10日宣布就职。这次选举共支贿款1350余万元,因此,时称曹锟为“贿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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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内部已经存在保定、洛阳两个派别,曹锟当总统以后,两派因争权夺利矛盾日深。吴佩孚居功自傲,自称是曹锟的长子,言外之意是迟早要取而代之。吴佩孚还把冯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盘和兵权也夺了去,因此,直系内部又形成了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结合起来的反吴三角联盟。直系外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实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军阀集团,联合皖、奉共同讨直的策略,形成了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这两个三角联盟搞得曹锟焦头烂额。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皖系卢永祥与直系齐燮元交战。

9月5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吴。作为反直三角联盟之一的奉系张作霖也率军入关为助,随即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9月15日,曹锟接到奉天发来的挑战书,立即电召吴佩孚进京,下令讨伐张作霖,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

9月18日,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均出动了海、空军参战,战争的规模是近代军阀混战史上空前的。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受命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早已和吴佩孚矛盾激化,已有意倒戈反直。

10月21日,冯玉祥乘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前方酣战之时,将所率部队后队改为前队,由李鸣钟、鹿钟麟率领,昼夜兼程140里,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

22日午夜,在负责戌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迅速占领了北京城,发动了北京政变。鹿钟麟派一营士兵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逼曹锟辞职。曹锟只得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由新任的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截车夺印,捧他上台的干将王承斌时,不禁酸甜苦辣,百感交集。

11月25日,段祺瑞被冯、奉捧为临时执政,不久,即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实际是将曹锟保护起来。

1926年春,张作霖、吴佩孚联兵攻击冯玉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所部国民军交由张之江、鹿钟麟率令。鹿钟麟为分化直奉联盟,恢复了曹锟的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计。曹锟也派人转告吴佩孚,想出来再当总统。吴佩孚拒绝曹锟的要求,复电命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张、鹿获电后率部退出北京。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河南,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英租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拒绝出任日伪职务,也算得在晚年显示了一点民族气节。

1938年5月17日,曹锟在天津病死,时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