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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诈骗案,总理办公室秘书的工作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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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你是叫何树英吧?”“是的,周副主席。”“原来在哪个部队?”“385旅。”“噢,你是四方面军的。”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在厕所大便呢。”“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吃过早饭,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到了夏天泛潮,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评那次,才在墙上喷了浆,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这个办公室里有块旧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铺块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两边靠墙是书架,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毛泽东选集。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把转椅,他坐不习惯,改换成沙发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软坐椅,现如今,这种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见到了。除了这张办公桌,还有一张不带抽屉的长条桌,铺块绿呢子布,每边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共十个硬木凳。总理常在此召集副总理或某些部长谈话或开小会。总理的办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满待审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这一方小桌面除有笔墨之类办公用具外,还有台历,还有三件“宝”,就是袖套、老花镜和清凉油。总理曾经感叹他的这间办公室不如在延安办公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冬暖夏凉,总理的“第三办公室”相反。天越热,屋里也越热;天越冷,屋里也越冷。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只有一个小电扇,天热得止不住汗,手臂湿得沾纸,便在电扇前放盆凉水或放盆冰块,算是我们土法制作的“空调器。”冬天我们就怕刮西北风,一刮起来,“第三办公室”就冷得没法呆,手冻僵了写不成字。这时,总理就会抱起文件转移到“第一办公室”,因为厕所没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温度。相对高一些。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有松紧。带。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戴好袖套,总理便坐下来,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在“第三办公室”里的办公就开始了。每天最大量的办公,特别是批阅文件,主要是在“第三办公室”完成。从总理办公开始,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跟着忙起来;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一般情况下,总理白天的活动“节目”多,要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等,所以在“第三办公室”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第三办公室”真正紧张热闹是在晚间10点钟以后,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匆匆赶回西花厅。汽车停在外院,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听到清嗓声时,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人人手头一堆文件、电报、材料,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急等批示。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几声。于是,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铃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就往第三办公室聚。总理跨进办公室门,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看见来的秘书多,满屋晃来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观察过,即便疲劳到家,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精神立刻振作起来:“给我泡杯浓茶1”这几乎都成了惯例,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就兴奋。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持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我们尽量照大姐说的办,但有些事非口头汇报不行,人往往还是少不到哪里去。这个时间总理的办公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亢奋,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但有时也会灼疼你。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中午。”“为什么现在才送来?”“您一直在忙,我看没有空闲……”“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看过了。”“你觉得行不行?”“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认真。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我的话没讲完,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并且眉头皱起来:“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我自知失言,尴尬地闭了嘴。总理最听不得“估计”、“大概”、“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这是多余吗?”总理举举计算器,“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记得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地图,还向许多专家请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都未发现。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那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记得有次他放下笔,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总理说得很形象。不过,我们秘书们议起来,又有另一种形容,我们看总理批阅文件,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那样一丝不苟。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有次,外交部报来个案子,不算大成熟。秘书陈浩接到报告,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了总理。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问题没弄清楚,立刻火了,严厉问陈秘书:“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陈浩不安地说:“哎呀,我也没弄太清楚。”“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们叫来!”陈浩忙去打电话,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总理严厉批评之后,把案子打回去,叫他们重新搞。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真正是坚韧顽强,鞠躬尽瘁。正常情况下,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我曾长期观察总理办公过程中,精力和身体所历经的几个阶段。开始是亢奋激昂,紧张热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紧急的公事处理完后,总理和秘书就像打完一场冲锋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这时,总理必要借机喝几口浓茶,然后就进入了连续持久的带有一定节奏的繁忙工作。这个阶段很长,可以四五个小对,也可以七八个小时,我们这些秘书当时普遍是30岁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涩的感觉。但总理在这段时间,一直显得朝气勃勃,热情洋溢。正因为这样,他才给我们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强烈印象。然而,继续往下批阅文件,劳作超过10小时后,总理就进入了“坚持”和“苦撑”的疲劳期。他疲劳的程度也是分几个阶段的。他工作太投入,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劳开始袭来时,他并不自觉,完全是出于生理上的自卫本能,打个哈欠或抬起头作一下深呼吸。疲劳在悄悄加重,终于影响到办公效率,并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头来深呼吸。这时,他意识到累,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口大口喝浓茶,以刺激渐渐麻木的神经重新兴奋起来。这样坚持一段后。似乎茶碱已失去效力,总理会烦躁地突然站起身,围绕办公桌快速地走几圈,并配合着揉揉眼窝和太阳穴,然后坐下继续办公。他终于感到这样也不解决问题了,便拿起办公桌上放的那件“宝”,打开铁盒,用手指擦点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这时,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天灵感应,邓大姐会出现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悄悄地在门外转圈,忧虑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劳作的总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轻易不进总理办公室,不去干预总理的公事,这是结婚时就有的协议。总理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警卫手中,警卫交接班时,钥匙属于交接内容之一。另一把在秘书手中,一般是放在机要秘书那里。总理自己有一把,睡觉时放枕下,起床时揣兜里,从来不离身。邓大姐没有钥匙,总理不在,她就进不了办公室;总理在,她也极少走进去,在门口转了一阵,终于向着门里轻轻唤一声:“恩来呀,该休息一会儿了。”总理掀起眼皮,目光从镜框上方望一眼邓颖超,点点头,却马上又伏进了文件堆,继续他的批阅修改。片刻,邓大姐又轻唤一声:“恩来呀,起来活动活动吧。”总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动,双手在桌上一撑,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动活动,你去休息吧。”总理又开始绕办公桌快走,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安慰邓大姐。快走两圈,便朝大姐挥挥手,叫她放心休息去。当邓大姐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总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习惯地擦一些清凉油。这样又坚持一段时间后,疲劳便达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眼皮会不知不党地耷拉下来,手中的笔在总理瞬间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点或道的墨迹。出现几次这样瞬间的迷糊磕睡,总理会痛苦地拍拍额头,搓搓脸,猛地丢下笔,朝后仰身靠在椅背上,大声吩咐:“给我一条热毛巾!”一边用热毛巾拼命地擦脸,揉眼窝,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总理是在尽力聚集全身仅存的一点热能,投入到劳作中去。这样坚持一会儿,又会大声吩咐:“谁有烟?给我一支烟吸。”总理的办公桌上放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他不吸烟,我们也自觉地不吸,以保证室内空气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极点时,就会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定,吸燃一只香烟,以便给神经强刺激。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有个按钮,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总理该休息了。”看着总理疲惫已极的样子,我们这些秘书都心痛。可有时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觉为难,那边都等着回话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忙啊……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这时,我们会不由分说夺下他手中的笔,配合卫士把他拉到沙发那里坐下,仰靠沙发,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前额和鼻梁上。我多次见总理劳累过度大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场面令多少人心碎神伤,热泪哽咽!每次总理累得流鼻血时,我们只能默默地帮他用冷毛巾敷额,找棉球止血,却不能强迫他去休息,那样只会让他着急生气,反而流血更多。这是有教训的。我永远忘不了抗美援朝时发生的那次流鼻血。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残酷的阶段,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给我们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加上放毒气,撤细菌,无所不用其极。总理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天夜里连续两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时;斜靠在沙发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渗出棉球继续往下淌。我们又痛又急,再三劝说他去休息,就是劝不动。他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特急电报。我见总理脸色灰白,呼吸问,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还有无数纤小的血粒随着出气成星状地溅洒在鼻孔下方的各个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过去劝说:“总理,你必须休息了!”“不行,这个电报很重要,我必须等。”“我得为你负责。”我招呼卫士,“来,扶总理回去休息。”我扶住总理肩膀,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可是,总理忽然发火了:“胡闹台!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我被吓退一步,看到总理网满红丝的,眼睛恼火地盯紧我,由于生气动怒,鼻血淌得更厉害了。“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办公室。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病。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小郑帮忙劝劝。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郑去劝。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着她这样永远“罚站“。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浓茶水就又坐下了……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总理,先把针打完……”“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这根“针”就是汇报条。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总理: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赵茂峰”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视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问:“总理有事吗?”总理摇摇头,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不久,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乔金旺同志又调回总理身边。见面时,一脸病容,憔悴不堪的总理,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我们从没见过总理说这样伤心悲哀的话,真受不了啊,当时大家都哭了。我常在报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这个词,那是被人用滥了。有几个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个能像总理那样百忙、千忙、万忙?就在这百忙之中,我们还要用汇报条见缝插针地填满总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我们不忍心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记得赵秘书将溥仪病逝的汇报条呈送总理时,总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凉油揉太阳穴。他看到这张汇报条,稍稍一怔,马上难过地蹙紧眉头。他对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始终是关心的,同溥仪和溥仪的弟弟溥杰都有多次的见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年曾经请爱新觉罗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饺子共渡除夕,仿佛那情景还在面前一样。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溥仪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统战部拟定一个具体的治丧办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一家人的命运,同十月革命时俄国沙皇一家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处理这件事上也表现了“中国特色”;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一样顽强,巨大,执着,即便在“文革”那样天下大乱,无所不偏无所不激的形势下,这种特色依然鲜明地保持并表现出来。溥仪的丧事,是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办理的。在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尽好地处理了这件具有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情。总理的“第六办公室”,只是为了介绍得方便,我自己按叙述顺序这样叫一下罢了。此前没人这样叫过。这是与前面介绍的五个“办公室”含义完全不同的“总理办公室”,是指一级组织机构,属国务院编制,就像现在人们常提到的“邓办”、“陈办”、“杨办”一样,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总理办公室”的编制内。“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还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财经、行政等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不过,无论主任还是组长,工作职责主要是行政上的调度、协调,在业务上,主任、组长及每个秘书都是各管一个口或一个方面,都是直接同总理发生关系。总理不允许那种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他曾经对我们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总理办公室”的“兴衰史”大致是这样:建国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总理身边工作,这套班子就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的直属机构。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那时还不叫总理秘书,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交办的事。当然,三位副总理自己也有秘书,一般不找我们。但总理讲过话:“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很快,“西花厅”就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代称。我们又把西花厅称为“家”。比如“家里来电话了”或“叫你马上回家”,大家只会想到西花厅而不会想到其他什么“家”。总理外出,我们也是说:谁谁跟总理出去,谁谁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厅值班。这个家里的成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比如负责计委、经委的顾明来自鞍钢;负责交通的王伏林来自军队的第四高级步校;负责农业的杨纯曾是松江地委书记,到1956年又调来国家计委的李岩;负责军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荐的“洛阳才子”,1956年1月调来的周家鼎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麾下工作;我是年从385旅由张才千团长和王唯洲旅长推荐到总理身边,建国后又由副官改为机要秘书;负责财经的秘书吴群敢来自上海工商局;负责外事的陈浩和马列,一个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试”合格而进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青年党员学生,一个是跟随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作为周总理随员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而后调来总理办公室……大约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我们就基本是只向总理负责了。从抗美援朝开始,虽然外交、军事两组的秘书不少,但毕竟建国后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所以还是财经组秘书最多,多达六七人。“西花厅”建有党支部,财经组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组成一个党小组,年轻的吴群敢任党小组长,总理就在这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总理办公室也达到鼎盛时期,秘书多达20余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后,从1958年开始,总理办公室开始减人,西花厅渐渐冷清。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十几万方公里。”“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秘书的工作内容是:.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外国人称其为“全天候周恩来”。

1960年3月27日深夜,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依旧是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来回踱步,他的神情极为严肃。他刚刚得到报告,说有人拿着他亲笔签署的文件,从中国人民银行领取了二十万人民币。而此前,周总理并没有做过这样的批示,也没有授权给任何人去银行提取现金,这意味着,这笔二十万元的巨款,被人骗了。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块钱。二十万,那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如此,案发的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在这个骨节眼上,到银行诈骗了二十万,实在让人(周恩来)太生气了。周总理果断下达了重要指示,限期十天破案。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曾负责毛泽东在访苏的安保工作,建国前后,反间谍斗争中的几个主要战役也都是由他直接指挥的。接到周总理限期破案的指示后,杨奇清决定,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周恩来与秘书工作

周恩来为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周恩来”。他白天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带些简单的饮食在驱车途中用餐。深夜,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其时他的电话仍接连不断。当接通周恩来的电话时,定会传来那一贯谦逊的声音:“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只要有急事,周恩来都是极其负责、尽心尽责、不辞劳苦地果断处理。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又迎来了一个个繁忙的清晨。越南胡志明主席曾对周恩来提出个人的唯一请求:“请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

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坐落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半个多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为党的事业、军队的建设、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千秋功业。同时,作为党和人民的“大管家”,他还一直主持和领导着秘书工作,在秘书工作方面有着卓越的建树。

凌晨1时电话暗查各部建立值班制度情况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字。”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事地说了声“好”,收起发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1965年的一个早晨,在外贸部负责部长办公室工作的高首善一上班,部值班室的齐旭东就兴冲冲地跑进来报告说:“昨天夜里,我值班时周总理来电话了。”

办事员见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记以后,连忙叫来另一名办事员,让他立即送到行长办公室。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接过“急件”,见信封上标有“速送,限5点40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上世纪50年代初,政务院设有总理办公室,秘书最多时有17人,后经几次精简,到1957、1958年只留下六七人。1965年,总理办公室从国务院的建制中撤销,改设总理值班室,秘书只有两三人。秘书工作一般按外事、文教、政法、经济、军事等分工,谁过问哪项工作,也大体有所侧重。据曾任周恩来秘书的陈浩回忆,作为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工作主要有几大方面:

高首善愣住了:周总理是亲自抓外贸工作的,可是没有想到他在半夜三更还亲自打来电话。这不寻常的情况不能不使他有点紧张,连忙追问道:“什么时候?你听清楚了吗?”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第一是传达周恩来指示。周恩来经常有口头或文字的交代、批示。这些指示大部分都是通过秘书传达给各部门。

“没有错,是半夜一点多钟。”齐旭东说,“我正坐着打瞌睡,电话铃突然响起。我问:‘谁?’对方说:‘周恩来。’我当时没有听清楚,也不敢相信,又问‘是谁?’时,对方回答说:‘周恩来、周总理嘛!’这次可听清楚了,是他的声音。我有点慌,不知怎么办才好,脱口而出:‘周总理,您好啊!’‘嗯,好,你值班吗?没有睡,很好,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齐旭东,旭是九日那个旭。总理,您还没睡吗?’‘嗯,我在钓鱼台,你邓大姐有病,我有点工作,同时也正好照护一下她呀!’”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第二是选电报。总理办公室每天会收到很多电报,秘书们要选出重要的、紧急的送给周恩来。一些急件,就得马上送给周恩来看。对于特别重要的电报,周恩来要求随收随送,甚至在他会见外宾的时候,在他睡觉的时候,总之,任何时候都可以插进去。

听到这里,高首善相信是周总理了,催促道:“快往下说,电话上交代办什么事?”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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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还有话呢!他还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担任什么职务。我告诉总理我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是个科长。总理听后说:‘很早就参加革命啦,很好嘛!’”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第三是加工经办的案子。各部门送来的案子,先送到秘书手里,按周恩来的要求加工把关:是否说清情况,是否交代清楚来龙去脉,是否处理妥当,是否合乎政策,案子搞得是否成熟,文字是否通顺,有关的附件是否齐全。然后再考虑轻重缓急,决定何时送周恩来审阅。周恩来还常鼓励秘书提意见,提建议,提看法,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大胆用铅笔写在一旁,供他参考。

高首善有点着急,说:“怎么你同总理尽拉呱起这些事?”可转念又一寻思,周总理总是这样平易近人谁不知道!

2、要拾元票;

第四是办理周恩来临时交办的事务。如起草电报,一般是他口授大意,由秘书起草,周恩来修改后发出。或者为核实情况查阅资料,如查地图、查经典著作、查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等,必须马上查到。

齐旭东接着说:“周总理还对我说,‘值班很重要,应该忠于职守嘛’。接着指示说,‘哦,关于××××那个文件,告诉林海云同志先不要发,明天研究一下再说’。我没有听清楚,又问了两次,真不好意思。说完他还叫我记下来,不要忘记。”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第五是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外面打电话来请示工作,秘书必须根据事件的轻重缓急,先后向周恩来进行文字汇报。

齐旭东讲完了,高首善久久不能平静,他立即向林海云副部长报告了这件事。

按照办事程序,这封有“总理批示”的文件应先送行长或副行长阅处,但当时人民银行总行的行长、副行长均在外地开会,只有计划局局长在京主持日常工作。计划局局长并不熟悉周总理签字,见信后信以为真,不敢怠慢,立即通知发行局并由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进行准备。北京分行当即准备了款项,全是旧票。然后用从苏联进口的钞票专用麻袋包装(那种麻袋比常用的麻袋要小,也精致些),随即送往总行发行局。发行局指派三位工作人员亲自送往民族饭店。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地点在西交民巷,北京分行在前门外西河沿,两处距离很近,离民族饭店也不远,所以一切就绪后于当日傍晚将装有两个麻袋的款项送到民族饭店。那时民族饭店大厅有许多参加会议的人员,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工作人员一时找不到赵全一,便把麻袋放在柜台上等候。混在人群中的骗子在确认周围没有可疑情况后,便向前搭话,自称“赵全一”,并出示了一张伪造的介绍信。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提出要收据,“赵全一”即从笔记本上撕下来一张纸签具了收条,移交工作即告完成。骗子收到款项后,把两个麻袋用自行车驮回,他不敢走大马路,一直在胡同中穿行,夜晚才回到位于什刹海附近的家。

第六是轮流值夜班。秘书们按业务分工,各管一摊,实行值夜班制。每天,各组都有一夹子文件材料,把最重要最紧急的放在上面,送周恩来阅批。周恩来的各种批示,特急的,值夜班的秘书就当夜马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传达。不急的,就留下条子,等第二天各组人员来了再转到各有关部门。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过了几天,当总行几位领导返京后,听到了计划局长的汇报,认为有必要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问清此事并请示款项应如何核销。结果总理办公室告知,总理从未有过这样的批示,要人民银行将原件送来查看。3月24日,银行将原件送到总理办公室,于是才知晓这是一起巨大的诈骗案。周总理知道后十分震怒,指示公安部限期破案。

第七是周恩来要开什么方面的会,就由秘书事前通知有关人员来参加,准备好材料,列席会议,作记录,同时整理成文件,然后经周恩来审改后印发。周恩来作普通会议报告,一般不用秘书给他准备讲话稿,他自己也只是事先拟几条提纲就行了。半天的报告,他只在小纸片上写几句就够了。因为他对形势了解得非常清楚,又掌握情况,熟悉背景,演讲起来驾轻就熟,条理分明。

不多一会儿,国务院通知林海云去开会。10点钟他回来了,告诉高首善,立刻请几位部领导人和办公厅的同志来开会。

公安部传达周总理指示限期三天破案公安部接到总理指示后,立即部署侦破工作,直接用电报通知各地公安厅局,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彻查。北京市、中央国家机关更是重点清查单位。一时全国上下,到处都在查找骗子,布下了侦破骗案的天罗地网,形成了一场群众运动,捎带着也破获了不少治安案件。尽管如此,在大量线索面前,嫌疑犯仍难确定。1960年4月1日,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传达总理指示,限期三天破案。当时我正在国务院秘书厅任档案科科长。档案科是保存国务院机关来往文件最多的地方。4月2月上午,保卫科傅文海同志陪同公安部来人到档案科,向我介绍了案情,并出示了“赵全一”伪造总理批示的原信,请我辨认。我仔细地分析原件后提出了我的看法:一、伪造总理批示的笔迹和总理经常在文件批示的字体明显不同。总理批示文件的签字比较随意,而伪造的签字笔迹相当规整而且生硬,是刻意模仿的(事后得知骗子练习总理签名是根据公安部礼堂悬挂的总理题词的笔迹)。二、信件用纸是红格横排式,突出的特点是中缝有鱼尾纹。我认为中缝有鱼尾纹的公文纸解放初期曾在市场上大量出现,那时是直行红格,中缝有鱼尾纹。但1956年实行公文由直排改为横排以后,市场上就再没有发现这种中缝带鱼尾纹的纸张,中央国家机关所用的公文纸大都是自行印制的,种类繁多,形制各异。因此,我分析这种纸张可能是一些国家机关专门印制的公文纸。应该说我的这个判断对破获这个案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没有复印技术,我只让工作人员把纸的尺寸大小,横格行数、间距及鱼尾纹记录下来,表示尽全力查找这种纸的出处。在公安部的来人走后,档案科全体同志动员起来翻阅档案查找,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中查找这样的公文纸绝非易事,直到下午仍毫无结果。我决定晚上全体同志加班,并由兄弟科室抽调人员支援,终于在夜晚由文书科白雅茹发现了一张相近的公文纸,原来是外贸部用的公文纸。我当时确定全体同志突查外贸档案,结果:“我查到了”“我也找到了”“这里也有一张”,声音此起彼伏,先后查到了十余张同样的公文纸,全是外贸部的,其大小、格式以及鱼尾纹和我们的记录纸张完全一致。这就证明骗子所用的纸张是外贸部印制的公文纸。我们当即向保卫科反映,不久公安部来人赶到,核实无误,并借用了相关的文件。这样查找“赵全一”的网一下从全国收缩到外贸部一角。

第八是为周恩来划出参考消息。秘书看到重要的外电稿(上世纪50年代初只有外电的打印稿,后来才有《参考消息》),就用红笔划出来,每天必须在总理起床前,将划好的参考消息放到他的“第一办公室”去。

凌晨2时电话处理工人纷争

一张为数不多的名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由十个很快变作五个、四个、三个、两个,最后,只剩下一个——王倬。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一开口就肯定无疑地把王倬和“赵全一”连在一起了。“为什么呢?”专案人员问道。“第一条,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并没有去过该医院。第二条,前几天办公室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1960年4月3日本案告破,化名“赵全一”的案犯是外贸部出口局科员王倬。王倬,37岁,曾化名赵全一。1949年他参加南下工作团,中途开小差,后来到外贸部工作,因对待遇低不满,产生诈骗念头。从那时起王倬就开始作准备。有一回上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王倬当时就找了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公章练像了,就开始进一步实施骗术了。他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其它字都是铅笔字,用橡皮擦掉就行,旧信封当新信封用。公文纸好办,外贸部有,随用随拿。他在单位见到周总理批示文件通行无阻,便处心积虑伪造总理批示,窃取国务院旧信封加以涂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骗案。

第九是做文件摘要。各部门送来的文件篇幅过长,秘书就先做一个摘要,这样就可为周恩来节省时间。

1966年,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组织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工作队”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

公安部传达周总理指示限期三天破案公安部接到总理指示后,立即部署侦破工作,直接用电报通知各地公安厅局,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彻查。北京市、中央国家机关更是重点清查单位。一时全国上下,到处都在查找骗子,布下了侦破骗案的天罗地网,形成了一场群众运动,捎带着也破获了不少治安案件。尽管如此,在大量线索面前,嫌疑犯仍难确定。1960年4月1日,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传达总理指示,限期三天破案。当时我正在国务院秘书厅任档案科科长。档案科是保存国务院机关来往文件最多的地方。4月2月上午,保卫科傅文海同志陪同公安部来人到档案科,向我介绍了案情,并出示了“赵全一”伪造总理批示的原信,请我辨认。我仔细地分析原件后提出了我的看法:一、伪造总理批示的笔迹和总理经常在文件批示的字体明显不同。总理批示文件的签字比较随意,而伪造的签字笔迹相当规整而且生硬,是刻意模仿的(事后得知骗子练习总理签名是根据公安部礼堂悬挂的总理题词的笔迹)。二、信件用纸是红格横排式,突出的特点是中缝有鱼尾纹。我认为中缝有鱼尾纹的公文纸解放初期曾在市场上大量出现,那时是直行红格,中缝有鱼尾纹。但1956年实行公文由直排改为横排以后,市场上就再没有发现这种中缝带鱼尾纹的纸张,中央国家机关所用的公文纸大都是自行印制的,种类繁多,形制各异。因此,我分析这种纸张可能是一些国家机关专门印制的公文纸。应该说我的这个判断对破获这个案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没有复印技术,我只让工作人员把纸的尺寸大小,横格行数、间距及鱼尾纹记录下来,表示尽全力查找这种纸的出处。在公安部的来人走后,档案科全体同志动员起来翻阅档案查找,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中查找这样的公文纸绝非易事,直到下午仍毫无结果。我决定晚上全体同志加班,并由兄弟科室抽调人员支援,终于在夜晚由文书科白雅茹发现了一张相近的公文纸,原来是外贸部用的公文纸。我当时确定全体同志突查外贸档案,结果:“我查到了”“我也找到了”“这里也有一张”,声音此起彼伏,先后查到了十余张同样的公文纸,全是外贸部的,其大小、格式以及鱼尾纹和我们的记录纸张完全一致。这就证明骗子所用的纸张是外贸部印制的公文纸。我们当即向保卫科反映,不久公安部来人赶到,核实无误,并借用了相关的文件。这样查找“赵全一”的网一下从全国收缩到外贸部一角。

第十是跟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在出访期间,每天完成整理材料、草拟电报、值夜班等事务工作。

9月15日深夜,周恩来在一份《快讯》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十分不安,马上打电话找谷牧。

一张为数不多的名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由十个很快变作五个、四个、三个、两个,最后,只剩下一个——王倬。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一开口就肯定无疑地把王倬和“赵全一”连在一起了。“为什么呢?”专案人员问道。“第一条,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并没有去过该医院。第二条,前几天办公室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1960年4月3日本案告破,化名“赵全一”的案犯是外贸部出口局科员王倬。王倬,37岁,曾化名赵全一。1949年他参加南下工作团,中途开小差,后来到外贸部工作,因对待遇低不满,产生诈骗念头。从那时起王倬就开始作准备。有一回上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王倬当时就找了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公章练像了,就开始进一步实施骗术了。他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其它字都是铅笔字,用橡皮擦掉就行,旧信封当新信封用。公文纸好办,外贸部有,随用随拿。他在单位见到周总理批示文件通行无阻,便处心积虑伪造总理批示,窃取国务院旧信封加以涂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骗案。同年8月王倬经法院判决被判处死刑。

“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也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但周恩来说:秘书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他并没有采用层层上报下达那样的体制,而是采用了简单实用、有效率的工作体制。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在行政上的调度、协调等,在业务上,包括主任、组长在内,每个人都各管一方,直接与周恩来联系。

谷牧当时刚刚入睡。被电话铃声吵醒后,他即披衣去接,一听是周总理的声音,忙说:“总理,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啊!”

王倬被公开宣判王倬在作案后的第10天落入法网。北京市公安局随后对其家庭院落进行搜查,在其院内厕所后面夹道和厨房地底下起获了赃款191453元。侦察员根据罪犯供认的线索,从王倬家旧式花盆炉膛的边沿外扫取了被烧毁人民币的残灰,经技术检验,证实这些残灰是被烧毁的1、2、5元人民币。至此这起案件全部破获。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依法处决。

周恩来的活动日程安排的很紧,一般他一天的日程安排,都是在头天晚上由秘书提供项目或由他自己考虑,分别按轻重缓急进行安排,确定的日程记在他办公桌的台历上,并在值班室小黑板上公布,这样所有工作人员都可知道他当日的活动……周恩来白天忙于参加和主持各种会议、接待外宾 ,会见各种专业会议的代表,约人谈工作……每晚晚间九十点钟以后才是他批阅文件的时间。而每位秘书除手中积压的待周恩来阅批的文件外,需口头请示汇报的问题也是接连不断。由于白天难得见周恩来一面,所以一旦遇有机会,即使抓到总理几分钟时间,也争取办几件事。所以周恩来只要在家,无时无刻都在办公。用餐、洗澡甚至在卫生间也要处理问题。秘书们于是把他的卫生间称作“一办”。

“一大堆事情缠着,睡不下啊!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是北京国棉一厂的……”周恩来谈了大致情况后,要谷牧抓紧处理好这件事。

谷牧考虑到已经是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就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

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们跟随周恩来的时间短的有几年,长的达20余年。回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那些日日夜夜,尽管紧张劳累,但他们都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幸福、最舒畅的阶段,令他们终身铭记。

“好!”谷牧听到电话中的回答后,就又睡下了。

周恩来在工作上对秘书们要求相当严格,但却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家长作风。他总是让秘书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使秘书们有主人翁的感觉。他在办公时,秘书有事找他可以推门就进,他平时有事也不避讳秘书,但如有类似中央高层的人事关系之类的问题时,就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在公布之前,秘书是要回避的。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晨谷牧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周恩来的批示:

开会的时候,不管是谁发言,不管有多啰嗦,周恩来总是耐心地让人把话讲完。对每一个新来的秘书,他总是热情地与之握手,真诚地关问对方的情况,使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份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您汇报。

秘书陈浩回忆说:周总理对身边所有秘书都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把我们分什么大秘书、小秘书。每个秘书都可与他直接联系,交换意见。在工作上,总理对我们严格要求,启发我们遇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同时还鼓励我们大胆提意见和建议。他平时向我们交待任务,都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告诉我们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注意事项,遇到困难如何克服。总理去开会,只要工作需要,他总要让秘书们列席,这样可以熟悉他的思想、工作作风,了解更多的工作情况,便于协助工作,也是为了让秘书们更快地成长。总理办公室最多时有20来人,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里讲一件小事。总理有事叫秘书时,为了让秘书们少跑腿,给办公室的每个组设计安装了一个电铃。总理找哪个组的人,就按哪个组键,那个组的电铃就响了。我们跑腿少了,可总理那里操作就复杂了,太费神了。从这一点,可见总理为别人想得多周到。

周恩来看罢批示,谷牧深深为周总理对人民极端爱护和负责的精神所感动,纺织厂的工人,不管这派那派,毕竟都是工人群众啊!周总理深怕延误一夜,酿出更大的事端。

1964年10月,秘书郑淑云去山西农村搞社教,周恩来在她的笔记本上亲笔写下赠言:“深入基层,参加劳动,访贫问疾,扎根串连。摸清情况,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解决问题。锻炼党性,增强体质;不急不怠,有始有终。”其对秘书的关怀之情跃然纸上。

20年后,回忆起这件事,谷牧还依旧十分愧疚地说:“这件事本应由我连夜处理,无须麻烦日理万机的总理再加过问,但结果还是麻烦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里仍然深感不安。”

秘书杨纯也说:周总理很体谅我们。我们要是有不同意见,去他面前说,他都能理解;在办公室里,我们有时说话随便,说错了,他也能谅解,从来不抓辫子。他对我们的关心不光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也是如此。有这样一件事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那是1957年5月,当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洛希罗夫来华访问。为安排伏在杭州的访问,总理带领我们提前一天到达杭州。在各方面工作都落实之后,总理提议到街上去转转。那天一大早,总理戴上口罩就带我们出去了。在走到一个寺院前时,总理笑着对我说:“寺里有占卦的,你也去占一卦试试。”那寺院刚刚开门,尚无香客,我进去之后,在征得一位住持的同意之后,便拿起签筒用力摇了起来,并很快摇出了一支签……而住持给的释文,如天书一般让人看了似懂非懂。出来之后,总理笑吟吟地问我:“怎么样?”我便将释文纸拿给总理看。总理一看,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坏了,下下签,最不好的卦。”当时,我们对这件事就像玩笑一样,谁也没有当回事。可谁知两个月以后,在纺织工业部工作的我的爱人便无端地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并发配到外地劳动改造。事后,我曾多次向总理提出自己作为“右属”,在他身边工作是不是已经不合适了。总理听后总是安慰我说:“你要好好工作,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他还经常关心我爱人的情况。还有一次,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互助会,每人每月交1元钱作为基金。谁家里一时有了困难,就可以去借钱。周总理得知后,也交了12元表示要入会。平时,他还经常拿出钱和衣物,救济有困难的工作人员。

林副部长传达完后,高首善明白了一切,趁此机会他又把昨晚发生在本部值班室的事情向在场的同志们复述了一遍,大家听后无不深受感动,充分认识到这是实实在在地上了一堂生动的严格规章制度、恪尽职守的课。

周恩来平时对身边的人员总是循循善诱,和蔼可亲,可批评起人来也很严厉。但是,要是批评错了,他一定会重新解释,并安慰一番。他常说:“发脾气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发现做了错事,应当先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可能的损失,然后总结经验,经一事可以长一智嘛!”秘书王伏林后来感慨道:“人受批评,心里当然不会好受,可是我们受到周总理的批评,心理上反而有一种舒畅的感觉。那时,我们办公室的同志,无论谁在工作上出了差错,一般都会在全体会上加以研究,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在研讨中,从未有过乱上纲上线、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使人感觉气氛亲切,心情舒畅,有所获益。这一点,对我一生的工作,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凌晨3时接到请教外交急事电话

1966年8月,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外宾们。事后,新华社记者徐熊把新闻稿写好后,送给正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的陈伯达审阅。陈伯达故作谦虚,用钢笔把原稿上排在他后面的康生的名字勾到了自己名字的前面,却又要记者拿去让康生审定。谁知康生只瞄了一眼稿子,就说陈伯达已经看过了,他同意。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次排列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尽管事实上没有人事安排的变化,但是如果稿件就那样轻率地发出去,定会引起人们的猜疑。

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责任感,铸就了周恩来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他一直身体力行,同时也这样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记者马上赶回京西宾馆,求救于曾当过周总理外事秘书的马列同志。马列认为稿件不能如此草率地发出去,于是就帮记者打电话到陈伯达和康生家里,但此时已近凌晨3点,接电话的人不敢深夜把他们叫醒,无法问他们。记者心急如焚,眼看这篇短短的稿件,仅因一个横生的小岔子而卡住,使《人民日报》不能按时截稿,从而全国的报纸都得等着。

周恩来要求秘书要博览群书,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艺方面的。要多读马列和毛泽东的原著。对地图既要读,更要背,遇事要经常查询,这样就能记得牢。秘书员群感说:“总理唯一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就是西花厅的学习小组长。当时由我担任学习小组秘书,总理规定两个星期讨论一次。学习秘书必须了解每个人的自学状况,集中大家提出的问题,要有充分的准备才进行讨论,他事情虽然很忙,但只要大家有所准备,就定好日期开会讨论。”

后来,记者和马列冷静下来想了想,觉得即使和陈伯达、康生通了电话,仍会有棘手问题不好处理。

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回忆说:在总理身边工作,必须做到“勤”和“严”。

想来想去,马列决定直接打电话请示周总理。记者觉得这么晚了去惊动周总理不太好。可是,刻不容缓,此事非请教享誉中外的外交家周恩来不可。

“勤”就是要脑勤、手勤、腿勤,勤于动脑筋,想问题。反映问题要事先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找出问题的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送呈周恩来的批件,秘书自己首先要弄懂,材料要齐全,包括主件、附件、数据、图表等,并准备总理提问和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如果图省事,原文照转,随话答话是过不了关的。轻者挨批评;重者文件退回重办。因此,反映问题、汇报情况、整理材料,必须准确、实在,有根有据,不容有半点虚假。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回答问题时,如果说不知道,他不会责备,如果说“也许”、“大概”之类的话,就要挨批评。有一次周恩来问:“澳门有多大?”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回答:“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周恩来生气地问:“浙江有多大?”那个同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赶忙去查找资料。还有一次,周恩来审查一个聘请苏联专家的文件,当看到秘书把“52”误写成“53”时,他严肃地说:“你们搞的这个东西,是要给苏联政府送去的啊,人家看了会怎么说?怎么中国代表团的人连数字都不会数啊!”

而且,马列肯定:一直都为了党和国家大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惯了的周恩来此时还没有休息,即使他已经睡觉了,也不会责怪别人的打扰。果然,马列把电话一拨,就同周恩来接通了。待马列说明情况后,周恩来明确指出:稿中名次必须按中央正式公布的次序改过来,这是中央确定的,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变动的。

周恩来还要求秘书如有紧急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不准有片刻的拖延。不论他在做什么都可以写条子给他,使他能及时了解最新情况,从而能抓住时机处理问题。他看电报时,经常还要看电报上面印的时间,了解电台是什么时候收到、什么时候抄出、总理办公室什么时候收到、在各个环节上是否积压。如果早收到而送晚了,送电报的人就要挨批评。周恩来不容忍总理办公室有丝毫的拖拉和官僚主义作风。他交办一件事情,办完了,秘书必须马上汇报。他交办事情后,总是催促。如果谁没有及时办,他就会批评说:“你比我还忙啊?你只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啊。”令秘书们听了无地自容。

周恩来不仅没有责怪他们,相反却表扬了他们对此稿所持的慎重态度。

曾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马列说起了一件让他难以忘怀的事: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中美驻波兰大使就中美关系曾有过一段大使级的会谈。美使馆一名参赞曾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向王炳南大使作出中美关系可能会出现松动的暗示。这个情况被王炳南大使及时传递给了我们的最高决策层。当时,马列收到这份材料后,立即送到总理办公室,并将材料放在了周恩来办公桌上所有文件的最上边,好让他一进来就可以看得到。而周恩来这时正在毛泽东那里开会(那份材料也同时送到了毛泽东那里),结果,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材料后,在会上就这件事向周恩来询问,可这时周恩来还不知道。事后,周恩来就对有关人员说:“以后收到一些重要的情况,你们知道重要,就不能只摆在桌上就行了,就是追着屁股也要立即送到我手中。”打那以后,人们就经常看到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像奔命似的,骑着自行车在中南海里跑。遇有一些重要的材料,秘书们一分钟也不敢耽误,都要及时送到周恩来或有关领导人手中。

事情经周恩来指点解决后,他俩不禁感叹:这么一个看来不大的问题,此时此刻却唯有请示总理才能解决,我们的总理一天要为全国人民操多少心啊!

“严”就是严谨、严密、严守纪律。交办事要有结果,限时完成,力争当日事当日毕。请示报告要抓住要害,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当问的问,不当问的不要问,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周恩来和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亲启件,秘书都不拆,一律由周恩来亲自拆阅。如果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必须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是失手误拆,以后注意。周恩来的办公室只能他本人、秘书以及来开会的中央领导人和应邀来谈工作的同志进去,其他人员一律不能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都是自己带着,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外出视察工作或出国访问,才将钥匙交给有关干部保管,回来后就立刻取回。在召开重要的机密会议之前,周恩来都要亲自审查参会人员和工作人员名单,并提出具体要求,如对工作人员是否在场,服务人员是否可以进去倒水等,都做出明确交待。

凌晨3时打电话将被关押的华国锋“捞”到北京

周恩来要求秘书们出外工作时,只准带耳朵、眼睛,不准带嘴巴。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湖南也愈演愈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优势,省委工作瘫痪,领导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造反派对“犯错误”当权派要求罢官、开除党籍。长沙的形势很紧张。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副省长的华国锋提个书包,里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斗,做检查。

秘书韦明回忆说:“我们去各部委开会时,总理常常说,你是代表我去听会的,不是你个人去听会,因此,你就是记住,要从我的角度去考虑会有什么问题应该注意,这点心中应有数。那时,我们出外开会,回来写汇报,有专门印好的纸,上面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一边是写汇报内容,一边是空白,让领导留下批示。我们那时写的汇报,要求简单、明了,根本不讲套话。例如,我上午去参加一个部的部长会,会上只带耳朵,眼睛,不带嘴巴,听完会,回来就写"每日汇报",文章开门见山,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字迹也不要求工整,文章不要求承上启下,起承转合。上午稍晚一点总理起床,汇报即被送到总理面前,待总理批示后,马上送主席、少奇同志处,不到中午批示已回来……我们马上打电话给部长,告诉他上午的会中央指示下来了……那时的效率就这样高!”

眼看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生产停顿,严重地影响到人民生活。华国锋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省委、对准我们当权派。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

周恩来集内政外交重任于一身,每天文电往来数不胜数。许多文电都是要他阅批的。在对这些文电的处理上,秘书们必须具备很强的综合概括能力,对众多来文来电进行分类。紧急的、重要的立刻办理,不急的,有的立专项备查,有的待研究此类问题时再拿出送阅。周恩来为提醒秘书注意这种能力的培养,还曾专门为他们写了两句话:“注意综合,反对分散。”多少年来,这已成为秘书培养综合能力的准则。

在华国锋被“工联”关押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

秘书韦明回忆说:“那时各部门各地送来的报告、情况等,都比较长,最短的也有1000字,一般是我们秘书先看,先吃透精神,再报告总理。所谓吃透精神,就是要把送来的文件、报告的内容、提出的问题、要求和解决办法,以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意见,提炼成几百字。当时,不准备一二十个总理可能会问到的问题,你就不要送。为什么准备了问题,还要准备意见呢?总理有这样一个要求,作为总理的秘书,你在看报告或者参加有关部委会议的时候,就应当站在总理的角度,设身处地了解情况,考虑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一个报告,你若没有看,或者没有提出意见,那干脆就不送,就是送到了总理那里,总理也会给你打回来,让你看了,提了意见再送。总理批报告、文件时,喜欢让秘书在旁边,边看边问,有时还把有关领导也叫来(哪怕三更半夜也要叫来),把情况了解清楚才批示。因此,一个报告来了,我们都是先看,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考虑好应该怎样答复甚至怎样处理后,才送总理批阅,签字。”

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

1967年6月14日半夜3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打给了“文化大革命”中负责湖南省“三支两军”工作的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原来,早些日子,周恩来曾问过詹才芳:“湖南还有没有干部可以出来工作?”詹才芳回答:“有两人,一个叫万达,一个叫华国锋。”周总理问:“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詹才芳答:“老实可靠。”周总理又问:“华国锋现在何处?”詹才芳回答:“‘湘江风雷’所握。”

于是,詹才芳依照周恩来的指示,亲往长沙“解救”华国锋,几经周折,才使“工联”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临上飞机之前,“工联”要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被关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说:“不能表态。”一位“工联”“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支持“工联”的声明,盗用华国锋的名义发表了。

由此可见,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们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午夜时分接到毛泽东电话商谈党和国家大事

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周恩来一行人下榻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2号楼。

在蓉园毛泽东住地1号楼,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23日到27日,他们先后向毛泽东作了4次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谈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

二是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提出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三是指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在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后,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四是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早在晚饭前,细心的周恩来就预先告知湖南省领导:“晚上在2号楼庆祝主席生日,晚饭吃面条,菜要搞得简单些。”到了晚餐时分,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等陪同周恩来坐主桌;专家和其他随员们另开一桌。那天,未见王洪文来赴宴。

宴席上,周恩来的兴致很高,他几次站起来举杯为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只因他重病在身(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身体还很虚弱,正在康复当中,更何况他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齐等),不胜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着,他先是以水代酒,后来叫他的随员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席间,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介绍说,毛泽东在湖南休养期间,身体恢复得很好,这几天情绪特别好。毛泽东看了工作人员为他燃放烟火与爆竹,很高兴。当大家听完张平化的介绍,得知毛泽东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时,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为此,大家纷纷起立,频频举杯,觥筹交错,敬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由于周恩来事先有交代,晚饭的菜虽说不很丰富,但席间气氛异常热烈、轻松,大家开怀畅饮,谈笑风生。

周恩来患病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好心情。看来,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同毛泽东谈得比较顺利,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为毛泽东生日设寿筵庆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举动。

这天午夜时分,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请周恩来过去谈工作。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谈话。这次,周恩来抱病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商谈并最终敲定了向四届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门班子的名单等重要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的“长沙决策”,打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美梦,对中国未来形势的稳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意义深远。

凌晨2时电话安排秘书关于世界粮食问题的工作

1974年10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已经住进医院4个月了,这期间他前后做了两次大手术。一天夜里两点钟的时候,这天恰巧不值班而住在外交部宿舍的周恩来总理秘书钱嘉东已经熟睡良久,忽然间传达室的李大爷跑上来敲门,说有电话。

钱嘉东匆忙披衣赶过去。一接电话,原来是周恩来打来的。钱嘉东连忙向李大爷要了一张小纸条,又要了一支笔。他知道周总理这么晚了打电话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交代。在微弱的灯光底下,钱嘉东一面接听电话,一面把周恩来的意思记录在纸上。

周恩来在电话中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讲到世界的粮食问题。有些西方人说现在世界的粮食面临严重危机,世界可供粮食储备只能满足26天的需要。报道中也讲到中国,并提到当年的苏联,提到中国和苏联两次在国际市场上大量地购进粮食,哄抬物价,指责我们一味依赖世界市场来解决粮食问题,好像有点不负责任。

周恩来看了以上报道之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钱嘉东。周恩来说:看来这个情况是不真实的,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以防不测。周恩来交代钱嘉东到李先念那里去报告这个情况,要李先念指示有关部门把相关情况收集上来。

周恩来在电话里具体讲道:“1972年、1973年、1974年,这三年我们一共进口了多少粮食,而且要分门别类,其中直接进口了多少,转口进口多少,价格又是怎样。”周恩来还要求把我们国家出口的情况也同样分门别类地统计出来。他说:“根据我的印象,我们也出口了大米,我们出口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供应越南。我们应该在适当的场合据理驳斥。”周恩来还要求钱嘉东告诉李先念,要把材料收集上来,同时也报一份给他。

李大爷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特殊情况,所以他一直坐在传达室里头,目瞪口呆地看着钱嘉东。他简直不能相信:在这样深更半夜的时候,一国的总理还要跟他的秘书打电话交代事情。从这次经历上,他真切体会到了周总理那废寝忘食、日理万机操劳国事的工作状况。

第二天,钱嘉东将此事报告给了李先念,材料也都收集了上来。根据周总理这个指示,李先念布置了有关单位写成发言稿。

正好在这之后不久,联合国召开了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中国代表就在这个会议上介绍了中国进出口粮食的情况,说明在过去三年之内,中国进口了多少,主要是小麦。同时也出口了多少,主要是大米。这大米主要是供应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市场上大米是最紧张的粮食,而恰恰我国提供给了世界粮食市场。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绝不会依靠世界的粮食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吃饭问题。

这一讲话从容而有说服力,澄清了我国在粮食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也证明周恩来时刻关注着世界形势和胸怀国家利益的崇高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