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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要进学校创新不能,福客民俗网民俗资讯频道

今年8月,河北省蔚县将举行首届中国剪纸艺术节。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今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优秀民族遗产开始进入依法保护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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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剪纸作品,要经过20多道工序,制作一小幅就要花15个小时。“剪纸要沉下心来做,很消耗时间和精力,工序琐碎、单调,年轻人不太想学。”剪纸艺人周淑英说。

但与此同时,“非遗”保护工作政府热、社会冷,传承人后继乏人、技艺濒临失传,传统民族文化在原汁原味传承与适当创新之间把握失衡,生产性保护方式盲目等同于商品开发等现象也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非遗”如何走出传承困境,真正实现活态保护与传承?近日,河北蔚县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剪纸艺术节上,众多专家、“非遗”传承人纷纷热议,再次引发了这一话题。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 摄影 郗新蕊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主要依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消失,世界各国都面临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存在基础”日渐狭窄、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的困境。

■“非遗”传承要进学校进课堂

中国网讯 日前,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在“留住手工技艺——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工艺美术保护论坛”上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濒危性及其不可再生性,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在传承中延续,在发展中保护,其中“生产性保护”非常重要。

不过,自从2006年5月蔚县剪纸以剪纸项首位的身份,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规模化的剪纸企业逐步取代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

“目前,随着田野,尤其是乡村民俗文化的衰败,‘非遗’项目的流变、衰微非常厉害。”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教授,是最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倡导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说,伴随着社会的转型、生产及生活方式的转变,依附在农耕文化上的大量民族民俗文化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当年轻一代失去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走进档案室、博物馆、图书馆,从活态变成历史记忆的危险。

王文章指出,我国的非遗保护到今天已进行了近10年,非遗保护主要有三种方式,即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作为手工技艺的传统工艺美术是以人为本的精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发挥,这只有在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因此“生产性保护”尤为重要。

如果能够从中得到经济效益,传承就有了积极性。

如何让“非遗”项目不消失,并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进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呢?对此,乔晓光认为,要解决传承人后继乏人的现状,教育传承非常重要,具有未来意义。今年国内高校启动了“非遗进校园公益活动”。同时,越来越多的“非遗”教育开始进教材、进课堂,如在我国一些地区的中小学,开始探索将民歌、民乐纳入中小学音乐课,将剪纸、年画纳入美术课,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回归到民众的生活中。

首先生产性保护是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一种保护方式。非遗的传承规律首先在于其恒定性——遗产是经过时代积淀后形成的文化形态,其次是活态流变性——文化遗产也在发展、衍变。比如剪纸艺术,50年前的作品和今天的作品是不同的,不仅有着个性的差异,也有时代的审美的区别。生产使艺术传承人在继承前辈技艺的基础上,把自己所受当代审美趋向的影响及他对艺术的独特思考,通过新的创作赋予传承的项目之中,既把文化基因保存下来,又把创造融入其中。

蔚县县委书记王志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蔚县剪纸生产厂家达到56家,实现产值2.06亿元,吸纳3.2万余人稳定就业,其中大部分是20多岁的年轻人。

“教育传承、学校传承更利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非遗’一定要进校园,要让学校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孵化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杨也强调说,可考虑在某一教育阶段的课程中设置“非遗”项目,不一定列入考试课目,但作为常识课,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学习,增强认识和自豪感,进而主动学习,避免一些“非遗”的消失和后继乏人。

其次生产性保护的基础是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强调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一个生产、保护、延续、再创造的过程。传承人的任务是把从前辈继承下来的技艺和自己新的创造进行融合。传承了前辈技艺的核心、技艺的品格以及作品的个性才不会丢失其本质。同时在传承过程中,要形成艺术家自身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这种风格越是鲜明,也就越能为公众普遍认知,就越容易成为品牌性的标志。品牌对非遗传承有很大的推动力,对产品市场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当代传统技艺达到的水平都会有所贡献。

目前,在企业中培养剪纸艺人已经成为是最主要的方式。据蔚县文体局副局长李新威介绍,在一些村庄,80%的人都做剪纸,剪纸人愈发职业化、专业化。

■“非遗”传承要解资金困难

第三、生产性保护的核心是追求高的质量。质量是作品的生命,质量不高艺术品的生命就不会长久。同时,传统的手工艺目前面临着一些发展中的客观难题。如材料问题。我国一些著名的年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更多的是实用性,发展到今天则更注重收藏性,收藏则需要长时间的保存,但很多艺术家都说年画的颜料大都是化工颜料,很容易褪色,这便与当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材料限制创造性,就会影响工艺美术精湛、高超的技艺的体现,进而影响作品的品质。这就需要相应的部门去研究解决。同时,传承人也要思考共同推进材料的品质问题,艺术家在创作中也要从自身来把好材料的关。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曾表示,要把剪纸、年画这类传统手工技艺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加以延续,通过这种项目的传承、生产和开发,使它产生经济效益,维持这些传承人的生活和再传承的经济基础。”

今年起,发放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金额增加至1万元。但对于一些老艺人、老传人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有些地方政府也给予了一定支持,但力度仍待加强。湖北汉绣大师任本荣在招募弟子时,只一条“四年学徒期间食宿自理”,便吓跑了不少应征者。

再比如技艺与工具的问题。传统手工艺的独特性和同类作品区别水平高下是建立在手工技艺的基础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也是要普遍采用的,但不管生产工具多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达到了某种先进性,作品最后的完成都离不开手工技艺,这是艺术家独特创造和独特智慧的凝结之处。比如雕刻艺术,以前需要用一天时间雕刻的一件玉石作品,现在用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工具改进了。手工年画和印刷厂出来的复制品可能在视觉上没有区别,但是其存在的本质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当复制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更有了生命和非生命的区别。

剪纸、年画这类项目,按照积极保护的原则,进行生产性的保护,已成为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共识。然而,还有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于缺乏全局性、统一性的规范标准,被过度开发利用,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最根本的问题。

“符合申领1万元补助金额资格的也仅有1488人,更多从事‘非遗’的人仍面临资金困难。”甘肃民间艺术家协会理事何霞指出,“我们不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在完全凭着自己的对剪纸的热爱在坚持,我给一些学校学生上课也是免费,带徒弟也没有收费,因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也没有收入。没有政府的资助,剪纸也没有多少经济效益,很多年轻人学一段时间都不愿意学了。”

现在的手工技艺也强调商品性、产业性、市场性,这都是允许的,也不必回避,传统手工技艺作品也需要通过市场来扩大影响、走到受众面前。但不能完全用机器或其它便捷的现代的生产方式代替手工,实现手工技艺的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否则最终是对手工艺的损害。

王文章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是多样的,但立法保护才是最根本的保护方式。

“很多地区都在搞艺术节、非遗展览,一个开幕式,动辄几十万的花费,这都是浪费,这些钱都应花在传承上,而不是这些虚的形式上。”对此,乔晓光尖锐地指出,政府应为“非遗”项目服务,在保护“非遗”项目活动中,少一些排场性的活动,要把钱花是刀刃上。

第四,生产性保护,社会的和政府的扶持是保障。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原则通过,下一步就是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实现立法保护很快就能实现。这个法案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各种保护方式都是行之有效的,但立法是根本,只有法案颁布以后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性保护。

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靠文化部和各级政府的行政法规。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一些地方也制定了保护条例,进行针对性的地方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头戏在民间,在农民身上。可是长久以来,以农民为主体的这一文化传承的重要模式被忽略了。”他还指出,当前“非遗”的传承人还是主要以农民、农村妇女为主,要解决传承人的生存困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包括农民公民身份的确认,以及配套的公民社会公共性保障等。只有这些解决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才会有所改变,也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遗”项目。

此外,在立法之外,还要出台很多专门政策。下一步将研究推进的生产性保护扶持政策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传承生产的贷款和减免税收问题,以期更好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文/据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发言整理。)

以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为例,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关于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财政部逐年加大对非遗保护资金的投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宋兆麟说,“现在每年给每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万元,每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8000元。”


但是,“在某些地方,该款项存在被挪用的情况。”宋兆麟认为,相比其他国家,我国这方面的立法还不是很健全,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专款难以专用,“保护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很有限。”

■“非遗”创新不能“转基因”

2003年,我国就开始酝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但时至今日,仍未出台。

“当木版年画脱离‘木板’母体,被绣在被面上、画在葫芦上时,这些创新作品还能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年画’么?”长期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四川大学教授江玉祥对绵竹木版年画目前的“创新”作品——刺绣年画、葫芦年画提出质疑。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中,存在一些和《文物保护法》相矛盾的地方。”宋兆麟说,文物保护法保护的是实物,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了物质实体又不能独立存在。在某些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文物法保护的内容界限不明晰。

“在继承传统与开拓市场中徘徊,正在成为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工作中难以绕开的又一困境。”罗杨也指出,随着生活改善、社会变迁,一些“非遗”项目不再受欢迎,为了生存,往往进行创新以迎合市场,但一些“非遗”的创新正在变味。如曾在我国不同时期红遍大江南北的地方戏剧,其流传了上百年的独特唱腔、伴奏乐器,被现代民族、美声唱法、大量声光电来代替,佐以现代戏脚本,造成地方戏剧的西方化、歌剧化、音乐剧化。

“有的方面有重合,有的地方又都不管。”他认为,如皮影戏、年画等,有的年画本身就是文物,但年画这种艺术形式又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

如何在传统民族文化原汁原味传承与适当创新之间走好平衡木呢?他认为,“非遗”创新不等于“转基因”,不能弱化甚至异化其传统文化内涵。

宋兆麟建议,可以将二法合一,对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进行统一的保护,这样人力集中、经费集中,能有效避免出现分工不明,管理缺位的状况。

他举例说,年俗文化有很大改变,如剪纸、年画不再流行,也没有了市场。但它们主动适应社会,主动创新、改变,变成不直接用于生活的新的艺术品、装饰品,并且根据市场的需求,改变剪纸、年画的内容,实现了时代的转换,从而再次赢得了市场。

“多一部法律保护总是好的。”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法制处处长王建华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的是传统技艺,比如,制作年画的技术,如果有了物质载体,作为作品,它也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如果经鉴定后是文物的,当然同时受文物法的保护。

“剪纸艺人李闽创新技艺,把摄影、绘画等艺术形式用到剪纸中,独创新写实主义多层套刻技法,推动了蔚县剪纸进入套色刻第四个发展阶段,他创作的奥巴马剪纸头像和盖茨剪纸肖像被作为国礼,送给奥巴马和盖茨本人。”在如何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又恪守传统方面,蔚县县委书记王志军也举例说,周河等艺人在作品上创新,与收藏相结合,让剪纸登上大雅之堂,他创作的《九州古地图》被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保存展览,北京文博会上,一幅《富贵牡丹图》拍出了10万元的高价。深入蔚县剪纸工坊会发现,很多工坊今年的订单都接到“手软”。

王建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提交至全国人大,下一步将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手工制作手工技艺是“非遗”保护底线

“简单地将生产性开发等同于商品开发,把一项手工艺术品发展成有较大效益的工业产业。制作数量的规模化、生产方式工业化、艺术品味雷同化、手工技艺科技化,使手工技艺本身与传承者处于濒危状况,背离了‘非遗’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保护初衷。”在剪纸艺术保护与发展国际论坛上,一位剪纸艺人在发言中难掩忧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木版年画很流行,关于做好年画发行工作的通知成为当时文化部的1号文件。但现在印刷品取代了手工制作,手工木版年画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罗杨也同样担心目前“非遗”发展中的一些现象。

“手工制作出来的作品是个性化的作品,独一无二,别人难以抄袭,因为这样的作品蕴含着个人感情、个人体验。”何霞也认为,机器化生产既违背了保护非遗的原意,又成为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粗糙作品,没有了美感。

罗杨强调说:“在开展生产性方式保护过程中,一定要避免过度商业化,坚守住‘非遗’项目手工制作方式和手工技艺这一底线,‘非遗’传承与发展应遵循手工制作、手工技艺,不成规模、大批量生产复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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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离我们并不远,传统戏剧、风俗民俗、传统手工艺、地方民歌等,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我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87万项,其中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1219项,截至2010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共34项。